MIT 兄弟会的故事
来自：谁偷了门
麻省理工学院不同的兄弟会都有所谓的“招募会”，在会上他们会争取让大一新生成为兄弟会的成员。我在去麻省理工前的那个夏天，就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叫“ΦΒΔ”（Phi Beta Delta）的犹太人兄弟会在纽约举办的聚会。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在犹太家庭中长大，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任何其他兄弟会——非犹太人根本不想理你。我并不是特别想和其他犹太人混在一起，而ΦΒΔ兄弟会的人也不太在意我具体是怎样的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宗教信仰更是一点都没有了。总之，兄弟会里的一些人在会上问了我一些问题并给了我一点儿建议：我应该直接参加第一学年的微积分考试，这样就不用再去上这门课了。结果证明，这个建议很不错。我很喜欢那几个专程赶来纽约的兄弟会哥们儿，而那两个说服我加入兄弟会的人，则在后来和我成了室友。
麻省理工还有一个叫“ΣΑΜ”（Sigma Alpha Mu）的犹太兄弟会，他们提议让我搭他们的车去波士顿，而且我还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搭了他们的车，并且在楼上的一间房里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窗外有两个我在纽约见过的兄弟会哥们儿走上了台阶。有几位ΣΑΜ兄弟会的人跑出去和他们说话，并且他们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于是我朝窗外喊道：“嘿！我应该是和那些人一起的！”接着我就冲出了兄弟会，全然没有意识到当时他们在外边一直在谈判争取我入会。我对搭车之旅没什么感激之情，也没多想。
ΦΒΔ兄弟会在前一年差点就解散了，因为他们内部存在两个不同派系：一个是社会名流派，他们喜欢跳舞，还喜欢在舞会后开车瞎逛之类的事情；另一派则只热爱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从来不参加舞会。
就在我加入兄弟会之前，他们召开过一场大会，在会上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他们决定之后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每个成员都必须至少达到某个标准。如果有人学习滑坡，那么一直好好学习的人就得去给后进分子补课，帮他们完成学业。而在社交上，每个人都得参加每一场舞会。如果有人不知道如何约会，那么其他人就要帮他制造一场约会。如果某个人不会跳舞，那么会跳舞的人就得教他跳舞。总结起来就是：学习派要教社交派如何学习，而社交派要教学习派如何社交。
这样的安排很适合我，因为我并不是很擅长社交。我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在我不得不去外边送邮件时，即便只是从坐在台阶上的学长和女生们身边走过，我也会慌得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如何路过。即使有哪个女生说“哦，他还挺帅的！”也没什么用。
在我加入兄弟会之后没多久，二年级学长就带着他们的女朋友以及她们的闺密来教我们跳舞了。再之后，还有一个兄弟会的哥们儿教我开车（用的是他自己的车）。他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让我们这些“学习派”的人适应社交，并且更好地享受生活；反过来我们“学习派”成员也竭力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这种平衡实在是太棒了。
以前我一直都无法理解社交的真正意义。但在那些“社交派”兄弟教会我如何与女孩子搭讪后没多久，我就在一家餐厅遇见了一位让我很有好感的女服务员，那天我正好一个人在那里吃饭。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邀请她参加我们兄弟会举办的下一场舞会，而她也答应了。
回到兄弟会之后，当我们讨论起下一场舞会的举办日期时，我告诉大家这次不需要再为我安排舞伴了——我自己找到了舞伴。我真为自己感到骄傲。
但当学长们知道我的舞伴竟然是个女服务员时，他们吓呆了。他们告诉我这个舞伴选得不行，他们会给我物色一个“合适的”。这种做法搞得好像是我因为自己脑筋不清楚而“误入歧途”了一样，他们还决定出手纠正这个错误。他们去那家餐厅找到那位女服务员，劝她不要参加我们的舞会，然后又替我另外找了一位舞伴。可以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去教育自己“任性的儿子”，但我觉得错的反而是他们。那会儿我只是个大一新生，所以还没有胆量也没有信心阻止他们破坏我的约会。
兄弟会的“入会考验”可是下了狠功夫，各种损招层出不穷。其中有一次是在寒冬时节，他们蒙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到荒郊野外，然后把我们扔在一个冰封的湖边，每个人间隔大约 30 米。我们当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别说人了，连个房子都看不见。给我们的考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回去的路。我们当时还很年轻，所以大家都有点害怕，在那里默不作声，除了一个叫莫里斯·迈耶的家伙：你根本就没法阻止他乱开玩笑，也没法不让他说那些愚蠢无比的双关语，更没法不让他表现出那种无忧无虑、随遇而安的态度：“哈哈，没什么大问题，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我们都很烦莫里斯·迈耶。他总是落在队伍后边，还不停地对当前这种局面冷嘲热讽，可大家对此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离湖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依旧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路线选择的问题，可这时莫里斯忽然追到前边，说道：“走这边。”
“你又知道什么了，莫里斯？”我们已经无奈了，“你都胡说一路了，倒是说一下为什么要走这边？”
“很简单呀，你们抬头看看那些电话线，肯定是朝着中央车站方向的电话线更密集。”
这个看起来什么也不关心的家伙，竟然能想出这么棒的点子！于是我们就按照他的说法径直走回了城里，一步都没有走错。
我们回去之后的第二天，学校里将会有一场全校范围的大一新生和大二学长之间的“mudeo”比赛（在泥地里进行的各种摔跤和拔河比赛）。就在我们回来这天晚上，一伙大二学长冲进了兄弟会，他们当中有些是我们兄弟会的成员，有些则不是。他们把我们给“绑架”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身心疲惫，这样他们就能赢得第二天的比赛了。
这些学长很轻松就把我们新生绑在了一起，但除了我，因为我不想让兄弟会的成员们发现我是个“弱鸡”。（我一点儿都不擅长体育运动；因为我根本没法把网球打过网，所以我总是很害怕网球飞过来掉到我身边。）但这是一个新契机，在这个新环境里，我能为自己正名。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我毫无还手的能力，我拼命地挣扎（疯狂到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结果对方三四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控制住。接着那些学长就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位于森林深处的屋子里，还用大号 U 形钉把我们困在木地板上。
我尝试了各种逃跑的方法，但一直都有大二学生看守我们，所以我的办法没有一个奏效。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年轻人被吓坏了，面如菜色，体若筛糠，那些大二学生没敢把他绑到地板上。后来我才知道他来自欧洲——当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根本不知道把人绑在地板上仅仅只是一种玩笑，却知道当时欧洲正在发生什么。他的状况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他已经被吓坏了。
那天天快亮的时候，只剩 3 个大二学生看守我们 20 个大一新生，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因为之前那些学长开着车来回进出了好多次，故意让我们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在活动。然而我们没注意到只有那几个人开着同一辆车来回折腾，所以输给了大二学长们。
碰巧又是那天早上，我父母要来学校看看我在波士顿的生活状况，于是兄弟会的人就一直拖着我父母，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被从小屋里放回学校。由于之前拼命挣扎逃脱，再加上一宿没睡，我浑身上下又脏又臭，还湿乎乎的，我的父母看到这个样子被吓坏了，这可是在麻省理工！
折腾了一晚，我的脖子也发僵了。那天下午在后备役军官训练队排队接受检查时，我不能直视前方。指挥官抓住我的头掰正，喊道：“向前看！”
我缩着头，肩膀也歪在一边说：“我做不到，先生！”
“哦，我真抱歉！”他后悔地说。
总之，那天为了不被学长们绑起来，我做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反抗，而这也为我赢得了荣誉和尊严。我从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之前的“弱鸡”事迹了，总算松了一大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