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女

正月初四早上九点多，何正升到我摊子上来买了一把大号的长柄不锈钢漏勺。我问他：“这么大的漏勺你有什么用？准备学厨师去？”

他一边从上衣的内袋里往外掏钱，一边说：“再过些日子不就得煮干菜了吗？前几年老去邻居家借，不方便。今年还是自己买一个吧，反正年年要用的东西，也省不了。”

干菜是浙东小镇的土特产，也叫梅干菜。外地人不晓得梅干菜中的乾坤，见它通体黑乎乎的，以为只是普通的咸菜干。其实不然。正宗的干菜制作程序有好几道，前后费时大约一月有余，十斤鲜菜顶破天晒得一斤干菜。

晒好的干菜分两种用途：一种是自用，自己家吃一点，去拜访亲戚朋友当伴手礼送一点。另一种是出售，扒去菜和笋的成本，赚点工夫钱。以我对何正升的了解，他是为了后者。

我笑笑，说：“老何同志，你可真能操心，这才刚过完年三四天，山里的毛笋恐怕还集体窝在泥巴里打瞌睡。到咱们这块来卖雪里蕻的菜贩子，怕都没你这么积极吧。”

何正升把漏勺夹在右边的胳肢窝下，咧咧嘴，站在我旁边不说话。我看他眉头微微地拧着，像是有什么心事，就随口取笑了他一句：“大过年的，你这张脸怎么还皱巴巴的？有啥不开心的事，赶紧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唉——”顿了顿又说，“我姑娘不理我了。”

“小孩子嘛，闹个脾气，不会当真的。”

“这回她当真了，已经一星期不和我说话了，我烧的饭她一口也不吃。”

“一星期不吃饭？绝食？那她怎么过来的？”我有点不相信。

“那倒没有，”何正升的头摇得像只拨浪鼓，“她自己在房间里泡方便面吃。”

“现在的孩子鬼精得很。”我宽他的心，“反正饿不了她，等她吃腻了方便面，自己肯定会跑出来的。”

何正升又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方便面太没营养！姑娘老吃它怎么行？胃要造反的。”

“那是。”我顺着他的话回了这两个字，想了想，问他，“你姑娘怎么就不理你了呢？你们爷儿俩平时不是挺好的嘛！”

何正升张了张嘴，正准备说点什么，我的小摊子来了个要买牙签、清洁球的顾客，我赶紧丢下他去招呼我的生意了。等我忙完，转头一看，何正升早跑到几十米开外了，脑袋耷拉着，像歪掉的鸡冠子。

我认识何正升有七八年了吧。这是个扔在人堆里不大容易找出来的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衣着、长相一般，话不多。右脚微微地跛（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站立不动时脚跛得不明显，要是他多走、快走几步，就藏不住这个缺陷了。他的正业是在半山的一个花木场里做小工：锄草、施肥、打农药、剪枝，这些活儿的劳动强度不大，一般的中年妇女都能胜任。早上七点去，下午四点半收工，一个工能赚一百元钱，工资按季结算。何正升的跛脚不得劲儿，难以负重，当初托熟人帮忙才寻得这份比较适合的工作，他很珍惜。

花木场里也不是天天出工的，要是哪天没活儿，何正升就拾掇村里划分给自家的一点竹山和几块零零散散的田畈。竹山打理好了，一年四季能卖竹笋：春天的毛笋、夏秋两季的鞭笋、冬季的团笋，也是一笔稳稳当当的收入。至于田畈里，花样还是比较多的，根据季节的变化，青菜、萝卜、茄子、西瓜、花生、番薯、洋芋艿之类的蔬果陆续登场。量不多，但都长得周周正正、清清爽爽的，想是何正升在它们身上费了不少心思。

何正升从来没在菜市场的指定区域买过摊位。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小半的时间来菜场卖菜。即使是年底的那几十天，来得稍微频繁些，他还是觉得六百元的“摊位费”不值当，宁愿在菜市场边缘打游击。

他来菜市场来得很早，天蒙蒙亮就到了。蔬菜都放在脚踏三轮车上，三轮车停在镇中路与市场、小区交界的马路牙子边，远远望见菜市场管理员来了，他马上推着车子就撤。他采取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作战方针。镇上的城管八点上班，何正升的蔬菜是他打着手电筒摸黑到地里弄上来的，新鲜水灵，卖相好，往往不用等到八点钟，他就卖光了。偶尔剩一小把虫子疤多的青菜或几根歪歪扭扭不登样的茄子，他会很热情地拿过来送给我：“三三，你中午炒一盘子吃吃。”

通常情况下，我是他的义务“侦察兵”，在管理人员即将抵达之前给他提个醒，免得他因为来不及躲开被抓个正着。在菜市场指定区域外卖菜是不被允许的，管理人员有权收缴他的秤，一台电子秤将近两百元，够他卖好几天菜了。有我给他“望风”，他的胆子壮多了，即便是逃跑，也是从从容容地。

他的家里只有两个人：他和女儿。老婆前几年和他散了伙，跑到别处去了。离婚这个事儿不是他亲口讲的，是我无意间从几个凑在一起闲聊的老太太那儿听到的。

这个镇子很小，闲人也多，家长里短很少能瞒得牢，更何况何正升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弄堂里。弄堂深深，墙壁挨着墙壁，门对着门，哪怕一户人家不小心摔破了一只碗，弄堂另一头的耳朵都会像天线一样在第一时间收到信号。老太太们还言之凿凿：何正升的老婆做人不地道，好吃懒做，在外面搭了个“相好的”。他们两口子离婚不是何正升本人提出来的，是他姑娘一定要爸爸离婚的。

何正升在我旁边断断续续地卖了几年菜，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前妻的不是。如果说他的婚姻生活真如老太太们说的那样绿云罩顶、一塌糊涂，那他心里不可能不郁闷。可委屈巴巴的男人，忍得住不吐槽、不背后爆料、不狠戳前妻的脊梁骨，个人的性情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念旧情。大道理谁都懂，小情绪才考验一个人的修为。单是这一点，也值得我对他刮目相看。

何正升的姑娘我见过两次面，个子不高，偏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面相不凶，怎么看都不像能把妈妈赶出家门的狠角色。她第一次来是给何正升送早饭。何正升赶早下地取菜，不在家吃早饭，街上卖的包子油条之类的点心，也很少看到他吃，说是不卫生、吃不惯，实际上还是因为节约。他给我算了笔小账：一只菜包子一块钱，他起码要吃三只才饱。菜市场里切好的年糕片两块二毛钱一斤，一斤四两的年糕片他能吃好几顿汤年糕了。菜不用花钱，自己家地里有的是！

他姑娘给他送的早饭是老街上五元钱十只的小笼包子和一袋豆浆。何正升不接，一个劲儿地往姑娘手里推：“我不饿，真的不饿。你买这些干啥，多浪费，自己吃吧！”

爷儿俩你来我往地推了三四个回合，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个个好奇地往这边瞄。姑娘被爸爸推得有点烦了，一生气，迅速把包子往何正升的车把手上一挂，噔噔噔地走了。何正升脸上的笑意打不开，又收不回，只得尴尬地目送姑娘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

他把沾满泥巴的手在膝盖上用力擦了擦，打开装包子的袋子，一口一只，吃得喷香。

后来那姑娘就再没来给何正升送过早饭。要是换成我，何正升这么不识趣，我也不愿意来。

姑娘第二次来是帮何正升卖花生。这个镇上的人买花生图新鲜，提前摘下来过了一夜的花生变色发黄，不讨人喜，价钱也卖不上去。所以何正升的花生全是带秆子从地里拉过来的。潮乎乎的泥巴还糊在花生根脚上，一边摘，一边卖。他的花生地不大，突击两天就能卖完。何正升的姑娘在镇上的职业学校读幼师专业，星期天本来要到市里去学舞蹈，想是怕何正升一个人忙不过来，早早地来帮他摘花生。那一天，何正升收了一张五十元的假钞。新的小面额假钞纸张挺括，配色也接近真钞，不注意看，真不容易辨识。十二元的花生送出了，何正升还倒赔出去三十八元。幸亏那个人没跑远，何正升一颠一颠地追了好几十米，在马路边上和那个用假钞的人理论上了。

不知道是何正升嘴拙还是那个人蛮横，两个人面对面在那儿比比画画，似乎难以沟通。何正升的姑娘起先埋着头摘花生，过了几分钟，见爸爸还没能把五十元钱换回来，就把花生秆子往地上一放，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

五十元钱最终是姑娘要到手的。一没见她发脾气，二没听她飙高音，轻轻松松解决了问题。何正升的老脸涨得红红的，回到花生摊子上还是气得前言不搭后语。我替他松了口气：“今天这五十元钱，要不是你姑娘在，绝对白送了。”

“就是白送，人家也当咱们是大傻瓜呢。”何正升的姑娘细声细气地补了一句。

我问她：“那个人牛气冲天的，你怎么把他摆平的？”

小姑娘推了推滑到鼻尖上的眼镜，笑笑，就说了一句话：“嗐，他欺负我爸老实人呗。”

花生卖光了，何正升细细地点了一下钱，总共二百三十五元，爷儿俩都高高兴兴的。何正升去菜市场里买了牛肉和两只大螃蟹。螃蟹是活的，在塑料袋里刺啦刺啦地折腾。我故意问何正升：“你今天怎么这么破费？买牛肉和螃蟹的钱都够你吃一个月的汤年糕了。”

何正升把买的菜递给女儿，说太阳毒，让她先回家。他去旁边的副食店借了一把笤帚过来，三下五除二把掉在街面上的泥块儿、花生叶子扫成一堆，用袋子装起来准备带走。这些垃圾，就是他不弄干净也没关系，负责这一片的环卫工人总会来清洁，但他这个人很自觉，做事有头有尾，基本上能做到不给人添乱。

去年腊月二十三后，他天天到街上来，卖笋，卖鸡，卖山羊肉。鸡和羊都是他自己养的，鸡七八只，羊两只。羊隔天卖一只，请人杀好了，一块块切开，摊在地上卖。鸡是活的，关在三轮车上的一只大竹笼子里。我提醒他：“鸡笼还是搬下来放在街边上好，买主看得清楚。三轮车高，街上的人又走得快，哪个注意得到笼子里关着的鸡呀？”

他原地转了几个圈，指了指一侧的药店大门，摇摇头：“算了，鸡要不停地拉屎，待会儿把药店门口弄脏了，不大好。拉在三轮车上不打紧，我回头去小溪洗洗干净就成。”

他的两只羊卖得还算快，都是当天卖完的。鸡因为困在三轮车里，曝光率不高，一直卖到腊月二十八中午才结束。东西脱了手，他明显松了口气，但并没有置办什么年货。我说：“何正升，你看人家都在大包小包地囤年货呢，你怎么不去买点？”

他掸了掸两肩和衣襟上的灰尘，说：“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才叫过年。我和我姑娘两个人，凑合凑合算了。”

凑合凑合算了——这是什么话？可他们爷儿俩又是怎么凑合的？家里总共才两个人，还各自为界，一个吃饭，一个吃方便面。

正月初八，何正升再次来到街上，依然眉头不展。我又把初四早上被打断的问题提出来：“你姑娘为什么不理你呢？”

“我卖了狗。”何正升瓮声瓮气地说。

“你姑娘养的宠物狗？”

“不是，就是我家里养的那条黄狗。”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何正升家确实有条大黄狗，毛色光亮，精精神神的，跟着主人来街上卖菜，乖巧地趴在三轮车肚子底下，也不到处乱跑。天气转凉后，它出来过两次，我朝它招招手，它迟疑地贴近我的裤腿闻了又闻，像是在验证什么信息。我知道它听不懂人话，还是和它开玩笑：“你看你这一身黄皮，这么漂亮，可不要叫人吃了去。”

我不是吓唬它。这个镇上一到冬天就丢狗，尤其是块头大的土狗。要么是偷偷放麻醉剂，要么是投一嗅即倒的毒药，反正平常人办不到的缺德事，那些偷狗的二混子手到擒来。就我居住的小万家村，短短两三个月里头，就失踪了四条狗。

何正升的黄狗养了四五年了。按理说，也养出感情来了，怎么莫名其妙地卖了呢？

“姑娘明年就要去市里的一家幼儿园实习了，她一直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工作上少不了。我问了一下电脑店里的熟人，有品牌的要八九千块。过年的鸡和羊卖了一点，花木场里结了点工资，我算了算还差点。正好有个以前来我家买过鸡的老板来向我打听哪家有狗卖，我……我就把黄狗卖给他了。”

“卖了多少钱？”

“一千块。”

“那你事先和你姑娘商量了吗？”

“没有，狗是腊月二十九上午卖掉的，我姑娘傍晚才到家，学校放假后她在快餐店打工。”

“所以你姑娘为这个事不理你了？”我说，“既然你姑娘不同意你卖狗，你怎么不去把狗追回来呢？”

“追了，我追了，”何正升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我打听了好几个人，可还没等我摸到那个买狗的老板家里去，黄狗自己回来了。”

“那挺好呀。你把钱再退给人家，这事也就结了呀！”

“怎么退？狗脖子上两个大窟窿，一身泥、一身血。人家杀了两刀没杀得死它，它还有一口气，跌跌撞撞地逃回家来了。孩子看了它那可怜样子，哭得不行。”

我白了他一眼：“孩子能不哭吗？养了四五年的狗，跟半个亲人似的，现在叫人家宰得鲜血淋漓的，死在自己跟前。你这个爸爸还是个大帮凶，姑娘一时半会儿怎么能接受得了。”

何正升的脸垮了大半边，可怜巴巴地念叨着：“我就是想给她凑一台电脑的钱来着，她上班用得上……”

作为在社会上滚过油锅的中年人，我能体会何正升的苦心。一个靠在土里扒食的父亲，节约得连吃早饭的开销都要精打细算，一心一意为姑娘着想，努力踮起脚尖去托起孩子的愿望。你能不管不顾地批评他贪图人家的一千块钱吗？

可我的体谅又有什么用呢？他家姑娘——那个懂事的姑娘能想通这件事，原谅爸爸，跟爸爸和好如初吗？

我想，她一定会的。

说不定明天，说不定后天，说不定过几天。那一天，总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