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佩东

金佩东四十出头，是个收废品的——他自己管自己叫“收破烂儿的”。他的老家在安徽某个小县城的乡下，从那里走向全国各地的老乡们多半从事的是废品回收的工作。这么说，并无半分歧视之意。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从业集中性，比如，有的地方出木匠师傅，有的地方出搓澡修脚的师傅，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师傅，有的地方出云游四方的和尚师傅，有的地方出补竹席拉棕绷的师傅，有的地方出做包子馒头的点心师傅。金佩东的家乡出收废品的师傅。

收废品这差事苦、累、脏，但门槛儿低，口袋里揣个巴掌大的小计算器，起步级的标配只三样：一辆大三轮车、一杆大秤、一副喊得开的好嗓子（现在用录音的电子喇叭）。从早到晚，四里八乡地溜达，吆喝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收购的东西大大小小，五花八门：五金厂里的金属下脚料，淘汰的各种旧家电，锈迹斑斑的大铁门、水管、摩托车、自行车，花花绿绿的易拉罐、油壶、塑料瓶子，泡沫箱、塑料筐、蛇皮袋，报纸、杂志、废纸板、包装盒子……外行人看来，这都是些不起眼的破烂玩意儿嘛，能值几个铜钿？可经过收废品的行家归置后再一转手，利润就高得令人咋舌。几年下来，脑子活络的人业务面越来越广，生意越做越顺手，钱包越来越鼓。腰缠万贯、买房买车的，大有人在，江湖人称“破烂王”。

要说金佩东入行也十来年了，可总还滞留在小打小闹的层次上，没有任何起色，车斗里十回有九回浮皮潦草地捆了些歪七扭八的硬纸板和饮料瓶子。硬纸板巅峰时刻才一块多一斤，行情不好了，直接跌到四毛以下，而饮料瓶子无非三分五分一个，即使他那辆电动三轮车装冒尖了，一天的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

不过，金佩东出场的派头还是可圈可点的：有款有型的大背头，全方位地喷了“摩斯”，多大的风都岿然不动；夹克衫的拉链潇洒地敞开着，里面的衬衣整洁雪白；裤子的前缝笔直挺括，能切豆腐块儿；皮鞋面儿擦得锃亮，比狗舔过还要显干净。这样的装扮哪里像走街串巷收废品的？比起学校里教书育人的先生也毫不逊色。他的车把手上倒是配了只红白撞色的小喇叭，却是“聋子的耳朵”，装装样子的。真正发出声响儿的是他大儿子身上背的一只玫红色的随身听。

金佩东有两个年龄相差三岁的儿子，天天一左一右地偎依在金佩东的身边，活像观音大士座下的散财童子。这俩孩子三天两头为了一点小事儿掐架，金佩东不站队，随他们闹腾，反正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小儿子个子小，文弱。大儿子块头大，却有劲儿使不出来，他三岁时突发高热，抢救过来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走路一颠一跳的，脑子也不灵光了，春秋两季常发羊痫疯，有时好好坐着看电视，突然就咕咚一声倒了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他很少说话，唯一能让他展颜的就是听歌，不管什么歌他都爱听，《月亮之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童年》《男儿当自强》……听到畅处，眼睛亮晶晶的，小小的肩膀随着歌曲的旋律摇来晃去，偶尔还能断断续续地哼出声。为了让可怜的大儿子开心，金佩东花了一百来块钱给他买了这个随身听，由着他当宝货似的时时刻刻背着，音量调到最大，招摇过市。

大儿子的实际情况在那儿，读不读书区别不大。小儿子四五岁时，就有熟人提醒金佩东，说，你得把娃送幼儿园了，不然以后没法上小学。金佩东的脑袋当时点得像小鸡啄米：“那是，那是……”

两年一晃就过去了，小儿子依旧雷打不动地做着金佩东的小跟班，不知道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孩子不愿意？接受教育是一辈子的大事，岂是由着他的性子撒野的！

读书无用论？也不可能！金佩东一向崇拜文化人，讲话喜欢咬文嚼字，总因自己文化程度不高而略显自卑。

舍不得出学费？更不可能！金佩东不是个小气人，他一年到头施舍出去的钱少说也上千了。

金佩东施舍的场所在菜市场，他来买菜或向蔬菜摊的老板收购食品箱子时，如果恰巧碰到乞讨者，他再怎么少给，也绝不低于五十元。

菜市场的乞讨者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是真正有缺陷的残障人士，头发凌乱，面露菜色，衣衫褴褛，缺胳膊缺腿的、失明瘫痪的、口斜眼歪的、天生侏儒症的，找个人流集中的路口待着，面前放一只盛钱的盆子。运气好的，一个上午能讨百十来块钱；时运不济的，也不过几十块的零钞罢了。

另一派是表演型的健全人，不论寒暑，双膝着地跪在一张白底红字的防水纸上。要么是亲人重病垂危，躺在医院门外等死，急求天价医疗费；要么家门不幸，天降横祸，孤儿寡母无以为继，急需吃口饱饭；要么是千里迢迢误入传销，备受摧残，九死一生逃出，众筹一笔返乡车票钱；要么爹死娘逃，居无定所，失学的小小少年志向远大，请大家资助复读的爱心款。这一派的乞讨者中，又要数套着校服背着双肩包的“失学少年”业绩最好。年龄小是优势，没爹没娘是痛点，哭得死去活来是演技，任谁走到他们面前都要忍不住软了心肠，然后默默地摸出钱包尽个心意。

几个小时的工夫，“失学少年”的膝盖前就堆满了各种面额的钱币。而那一堆充满同情心的善款中，一定有一张金佩东支持的百元大钞。金佩东不仅自己大方地掏钱，他还积极地充当义务解说员。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太太眼神不济，没法通过宣传文案了解“失学少年”的惨痛经历，金佩东就用不规范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读给人家听。读一行，咂咂嘴，感叹一句“苦命的孩子”。

有一次，来菜市场演“失学戏”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天飘着小雨，身体单薄的小女孩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湿漉漉的地上。金佩东一脸悲戚地赠送了一百块钱后，不知道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居然伸出手去搀扶那个女孩，执意让她站起身来。

两个人拉拉扯扯了几个回合，小女孩相当恼火。在围观群众狐疑的目光下，金佩东尴尬地住了手，小声地嘟囔了一句：“我就是见不得孩子受苦。”

后来，有官方媒体大规模地报道过这种欺骗式的乞讨手段，很多人都不信了，金佩东掏钱包时别人好意提醒他，他充耳不闻，照给不误。这么着，他的“好人”形象“金光闪闪”地竖起来了，提醒他不要上当的人反倒讨了个没趣。当着面人家没法发作，等金佩东转身走了，才摇了摇头，不屑地说：“一个收破烂的，自己还过得紧紧巴巴，摆什么大老板做派！”

金佩东的日子过得确实不怎么样，租来的三间小屋低矮潮湿，挤着一大堆杂物和五口人：金佩东的老爹、两个儿子、金佩东夫妇俩。金佩东的妻子个子高高的、黑皮肤、大圆脸，偶尔搭金佩东的电瓶车出来买菜，不笑，不说话，眼睛里雾蒙蒙的一片，像是隐藏着无尽的心思。她婚内出走过一次，既没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带走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跑没了影子。金佩东小范围地找过她——拖着两个儿子，他不可能不管不顾地去找。再说了，就是找着了又能怎么样？她的心不在这个家里，你还能绑着她过日子吗？过了三四年，一个秋天的傍晚，金佩东一进院子，家里的灯亮着，妻子正在煤气灶上炒豆芽，挽着袖子，系着她在家时用过的那件碎花围裙。

她为什么又回来呢？在外的这些日子她是怎么过的？她没说，就和她没说当初为什么出走一样。

孩子需要妈妈，家里需要女人。金佩东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碗筷，扭头吩咐两个儿子：“去隔壁看看，爷爷回来了没有。”

金佩东的老爹不识字，一口的安徽土话，别人的话他不懂，他的话别人也不懂。他有一部叮当作响的破脚踏三轮车，早上天不亮就出门了，抢在环卫工人拖垃圾箱之前，捡些有价值的废品换点钱补贴家用，时不时地买点鸡蛋糕、火腿肠之类的小零食给两个孙子打打牙祭。白天他也出门，为了多挣几块钱，他得骑很远的路。他老婆六十不到就病逝了，留下三个儿子，依照农村的惯例，独居的老爹得三个儿子轮流养，安徽老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乡政府当文书，一个开油坊，家底子都不薄，可金佩东的爹一心投奔小儿子来了。小儿子脾性软和，只要不喝高了，就不乱发脾气。

金佩东爱喝酒，在家里他不多喝，一个人喝不出什么滋味。只要有出门喝酒的机会，他回回酩酊大醉。

历来在此处谋生的老乡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过年过节总要聚聚。哪怕没有人通知金佩东，他也次次不落。但凡他一到场，别人都找借口不和他坐一处。他不光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喝，像喝自来水似的，还非拉着同桌的人一起拼酒。他有一点好，不发酒疯，只是扳着酒瓶子翻来覆去地唠叨，倒豆子似的说大儿子的羊痫疯，说妻子的不冷不热，说老爹起早贪黑的艰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说得一旁的人耳朵都长出了茧子。

金佩东的死非常突然。

他是死在饭桌上的。正月初五，十来个人凑在一户安徽老乡家吃饺子，贺新春。金佩东那天喝了好多酒，主人家劝也劝不住，拦又拦不下。预备着待客的酒全喝了个底朝天，他还不罢休，自己歪歪扭扭地跑到屋外的小店去买了瓶酒回来。刚刚在桌前坐定，他就啊呦啊呦地捂着肚子瘫下去了。救护车一路疾驰去了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了一夜，隔天清晨又拉回来了。

他死于胃出血。

和金佩东同桌吃饭的人每个人赔偿了一万块。大家都觉得这一万块钱花得晦气，花得冤。

金佩东的妻子拿了赔偿的钱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家去了。

有人说，在金佩东的丧事办完后的第三天，他的老爹，也紧跟着去世了。

赔过钱的那几个安徽老乡叹着气，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