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

一箩巧，二箩拙，三箩骑马看田禾。

四箩空，五箩忠，六箩帮人打长工。

七箩种田，八箩卖盐，

九箩拾破烂儿，十箩卖马马儿（老婆）。

这是本地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仍朗朗上口的一首童谣。

“箩”应作“螺”讲，意为螺纹、指纹。因其形似箩状，用“箩”更生动一些。正宗的“箩”须是同心旋转纹，至少在指心处，指纹要旋转归结到一点。小孩子拿东西不稳，掉了或摔破了，大人不见得上纲上线地教育，但免不了要埋怨一句：你手上没箩啊！

手指上没箩不行，有箩，也要按着性别看数目。当然，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是个民间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有的人一生和箩的多少毫无关系，有的人却能百分百地应验。

以蔡美娣为例，摊开十指，她只有左手中指上一个箩。

一箩是个巧姑娘，蔡美娣的确很灵巧。首先，她长得灵巧，眼睛亮晶晶，笑起来两颗洁白的小虎牙若隐若现。其次，她的口舌灵巧。同样的一句俏皮话，同一个场合，别人说出来反响平平，她说出来，就能令人忍俊不禁。

蔡美娣的父亲原先是供销社的主任，母亲是联办厂的会计。父亲是有实权的小头头，母亲的收入稳定，他们家的日子算得上小康水平。蔡美娣是长女，后面有个弟弟。她打小没挨过苦、受过累，走起路来像一只流连在树林中的小鹿，活泼又轻盈。初中毕业后，她的父亲托关系把她送进了社办五金厂。她先学车床，带班师傅是个比她大七岁的小伙子，名字很特别，叫梁儒青。

蔡美娣青春正好，梁儒青仪表堂堂。青年男女本就容易相互吸引，再加上师徒俩朝夕相处，他们不出意外地牵手了。

对于女儿的恋爱，蔡美娣的父母起先极力干扰。一方面，梁儒青的父母都是两腿糊满泥巴的农民，收入低，家底子薄。另一方面，梁儒青的父亲在他们村的名声不太好，生性风流，与家外的女人纠葛不断，为方圆数里内的村民们免费提供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老话有云：“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这样背景下长大的梁儒青，蔡美娣的父母着实不放心。他们的女儿天真、单纯，从小到大被父母护卫在羽翼下，从来不知人间险恶！

一颗心全系在梁儒青身上的蔡美娣全然不顾父母的阻拦，她躺在床上，水米不进，誓死捍卫自己的恋情。母亲泪水涟涟地劝她：“阿娣，婚姻是一辈子的事，马虎不得。姆妈是过来人，样样看得透。你和梁儒青好，将来怕要吃大苦头。听姆妈的话，收收心，别和他来往了。”

蔡美娣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理也不理。

绝了两天的食，蔡父第一个沉不住气了。女儿是他的掌中宝，他舍不得女儿饿着肚子怄气，万一气出个三长两短，二十年的心血岂不是白白浪费了。罢了！罢了！

蔡美娣的陪嫁整整装了三大卡车，临上轿时，母亲还悄悄往蔡美娣手心里塞了一本定期存折。

婚后前几年，小夫妻俩蜜里调油，出门买个菜都要成双成对，好成了一个人似的。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小相差三岁，大儿子长相随梁儒青，小儿子的五官和蔡美娣相差无几。

他们的手头变得紧巴巴是在儿子上小学后。社办厂的效益下滑，业务越来越少。尽管厂里采取了多种措施开源节流，还是没能阻止这个老牌五金厂的逐步溃散。现状如此，蔡美娣心急如焚。他们家是双职工，五金厂一倒，意味着夫妻俩都要另谋出路了。梁儒青是老资格的带班长，厂里一时半会儿还缺不了他。蔡美娣手脚利落，车工技术炉火纯青，在她们组里长期绩效第一，暂时没有下岗的危险。但她思考得全面，望得远，不愿陷入被动的局面。她和梁儒青商量，说与其夫妻俩半死不活地吊在一棵树上，不如自己先辞工，看看能不能想出其他的办法。

梁儒青听了妻子的打算，极力反对。他认为社办厂还没有完全瘫痪，未来什么走向没法预料，到时出了厂的蔡美娣要想原路返回就不可能了。蔡美娣又没有现成的手艺，难道天底下的钱是随随便便就能赚到的吗？

赚钱的门路蔡美娣早胸有成竹——做“篮头生意”。

此处是山清水秀的丘陵地带，笋、细蚕豆（豌豆荚）、樱桃、桑果、杨梅、黄花梨、玉米、黄心土豆、鲜花生之类的优质瓜果蔬菜，一年四季不断。篮头生意很简单，一根扁担，两只篮子，天不亮就去菜市场边蹲守，有自产自销的菜农带着他们的东西摸黑来赶早市。如果有中意的货品，赶紧拦下，用批发价“包圆儿”。再匆匆赶去汽车站，乘上直达市区的公共汽车，在人流密集的街头或居民小区以零售价销售，赚取中间差价。乡下地里出产的瓜果蔬菜施的是农家肥，农药也打得少，鲜脆水灵，口感远远好过批量种植出来的大棚菜，颇受城里人的青睐。

蔡美娣天生是做篮头生意的料子，她能言善道，三言两语就讲得顾客眉开眼笑。她会心算，秤钩子上称的东西递到买主手上的同时，多少钱顺势报了出来。她不斤斤计较，有人缘。篮头生意也不排斥合作，货的量大，一个人“吞不了”，那么两三个做篮头生意的小贩就结成临时联盟，把事情办妥后按比例分配利润。和她合作过的人，当面背后都夸赞她的人品。

社办厂还是垮台了，梁儒青自认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师傅，嫌弃做小生意没面子。蔡美娣送出去三条过滤嘴香烟，请一个熟人从老厂里买来两台折价的车床。梁儒青夹着包东奔西走，联系一些老业务单位的来料加工拉到家里做做，剥点加工费。

从表面上看，梁儒青“办着厂”，似乎很光鲜。但论实惠的话，拎着秤砣、挑着担子的蔡美娣，收入未必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丈夫低。她做篮头生意多年，像一根永不知疲倦的发条，每天嗒嗒嗒地转动着。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应家电买全了。大儿子在读大学，小儿子进了职高学汽修。

眼见一切走上正途，蔡美娣大大松了口气，乡下城里来回奔波的篮头生意她早做累了，只是迫于生活的惯性，停不下来罢了。她撂下了包浆锃亮的扁担，在镇上菜市场的自产自销区租了一个两米长的小摊位，一般情况下，批发过来的瓜果蔬菜就摆在摊位上拆卖。逢年过节，她稍微忙碌一些，卖点自制的特色食品。

包蛋饺子，鸡蛋搅透，调点油、盐、味精，用一只生铁勺子在煤饼炉子上烫出圆溜溜的蛋皮子，往蛋皮子中间摆一块肉馅，夹住蛋皮子的一边对折，翻面。一个色泽金黄、香气扑鼻的蛋饺子就大功告成了。蛋饺子、肉丸子、粉丝、香菇、木耳这几样食材投进高汤烧滚，出锅前配一把碧绿的小青菜，就是一道待客的本帮菜“三鲜汤”。

八宝饭，碗底铺着厚墩墩的一层豆沙馅，蒸熟的糯米饭趁热覆在豆沙馅上，揿得严严实实。凉透后倒扣碗，取出定了形的糯米饭，依次在球状的饭面上放一两瓣煮栗子、莲子，三四个枣子，七八颗葡萄干，切碎的橘饼和一把红绿什锦丝。口味重的人，可以额外加几片七八成熟的纯肥肉片。把大杂烩似的八宝饭盛在盘子里，加点开水，猛火蒸二十分钟，取出，添两勺白糖搅匀，香甜可口。

菜市场另外也有三四摊卖蛋饺子和八宝饭的，都不如蔡美娣的名气大。她没有因为这个沾沾自喜，反而显得心事重重。

梁儒青勾搭了个相好的女人，是他“厂”里请来干活的工人的老婆。女人小巧干瘦、相貌平平。除了年龄占了优势，哪儿都不出挑。但梁儒青跟中了蛊毒似的迷上了她。给她的男人涨工资，逮着机会就往她家里钻。女人天天晚上去滨海广场跳健美操。梁儒青早早跑去滨海公园，猫着腰，躲在绿化带后面，隔着三五十步远，目不转睛地盯着跳健美操的情人。

滨海公园距离菜市场四五百米，有熟人认识他，问道：“老梁，你这是干什么呀？”

梁儒青装模作样地看天，看地，伸伸手臂，踢踢腿，欲盖弥彰：“我锻炼身体呢。”

他在外面对情人千依百顺，恨不得为她做牛做马；回到家，又是大爷做派。妻子的活儿再忙，他都懒得伸出一根手指。妻子吩咐他的事情，他十有八九当耳旁风，还有一两次，当即甩脸子。

蔡美娣不是不晓得丈夫的花花肠子，心口长期像压着一块石头，但不便发作。儿子们大了，父亲这种没皮没脸的德行，万一传出去了，要影响孩子的姻缘。她去娘家吐苦水也是白搭，弟弟弟媳插手不了她的家事，只敷衍地劝她“忍忍”。年迈的爹娘不能帮她出头，反而拿她出气：进社办厂那会儿，老两口可是不同意她嫁给梁儒青这家伙，她是“自讨苦吃”。

纸里包不住火。两个人高马大的儿子不服气，相约去父亲情人的家里，指着那女人的鼻尖大骂一场。女人本不是省油的灯，两手叉腰，污言秽语源源不断。一来二去，蔡美娣的小儿子气血上涌，激动地冲上前，狠狠抽了那女人两记大耳光。女人掏出手机拨了110，警车呼啸而来，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那女人给梁儒青打电话告状，说他的儿子受了蔡美娣的挑唆，把她的耳朵打得嗡嗡响，脸都肿了。

情人被打，梁儒青心如刀绞。他碍于儿子们的威力，不敢对蔡美娣动手，冷着脸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言不语。

当年蔡美娣为了嫁给他，用绝食向父母表决心。二十多年后，丈夫为了安抚情人，不惜用绝食的招儿要挟蔡美娣。心灰意懒的她对丈夫说：“儒青，你起来吃点东西，好不好？我以后都不管你了，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爱找谁玩就找谁玩。”

蔡美娣一言九鼎。为了家庭完整、儿子们的脸面，她打落门牙和血吞。她的不闻不问是真的，如鲠在喉也是真的。做生意时，她没有了既往的麻利，干活乱七八糟，待人接物丢三落四。熟悉她的人都替她不值，说蔡美娣怎么落拓成这个样子，她原来多精干利落啊！

有一天早上，蔡美娣忽然一把掀翻了自己摊位上的两只盛着泡菜的塑料盆，捂着脸哇哇大哭起来。泡菜洒了一地，汁水滴滴答答。相邻摊位的小贩被她莫名其妙的举动吓了一跳，壮起胆子劝慰了她几句。她平静下来，擦干泪水，擤擤鼻子，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爆发性失态宛如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她越来越精神恍惚，有顾客光顾她的摊子，询问价格。她的眼神飘在虚空的一个点上，置若罔闻。

蔡美娣疯了。她在市精神病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来时人胖了两圈，身材严重走形。走路低着头，一会儿像小孩子那样哧哧地傻笑，一会儿交握两手自言自语。梁儒青轻描淡写地说：“吃药导致的发胖。她是重度抑郁，不吃药不行！”

儿子在外回不来，他们给梁儒青打了预防针：“我妈已经被你害成这样了，你再敢虐待她，要你好看！”

抑郁症患者不能总关在家里，否则要寻死觅活地折腾。梁儒青三天两头领着她出来放风。她已经完全被“封印”在了自己的茧里，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亲戚朋友叫她的名字，她毫无反应，只是瞪着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梁儒青在马路牙子上无所事事地消磨半晌，要走到十字路口对面的弄堂里去了。他快步在前，扯着她的手，像自由的放牧者，牵着一只迷途的羊。等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弄堂尽头，有人摇摇头，轻轻地叹息一声。

梁儒青还当着众人的面呵斥过蔡美娣。他不知道为什么事光火了，黑着脸，扬起手掌大力劈到她的肩上。蔡美娣僵直地杵着，眼皮子都不动一下，像个毫无知觉的橡皮人偶。

蔡美娣有一次曾独自行走在马路上。大约是晚春时分，天气很热了，她还穿着一件厚实的紫色羽绒服，笑容透着无法形容的诡异，姿势别扭僵硬，跌跌撞撞地向前、向前、向前，额角上殷红的鲜血触目惊心，不断滴落。

之后，她再没露过面。

没有了蔡美娣的牵绊，梁儒青到街上来常常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车龙头上晃悠悠地挂着两三样小菜。每每有熟识的人与他打招呼，捎带打问起蔡美娣的近况，他总是不痛不痒地回复道：“她呀——摔了一跤，爬不起来了。”

问的人大多“哦呦”一声，再无下文。

知情人掐掐日子，蔡美娣在床上躺了也一年多了。这一日，梁儒青到我的小百货摊上，说要买一把剪刀。我问他：“你要什么样的剪刀呢？厨房里杀鱼剖鸡的？专门剪指甲的？还是简单地剪剪包装口袋的？”

梁儒青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最最锋利的。”

“最最锋利？”我咂咂嘴，“新剪刀都是锋利的，关键要看你用在哪里。”

“用在哪里？”梁儒青歪着脑袋，沉默了片刻，低声道，“我老婆一直躺倒在床上，屁股都烂掉了，我想帮她把那些烂糊糊的肉剪掉。”

“啊——这——”我被他的话惊得头皮发麻，结结巴巴地说，“这——恐怕不合适吧，你——应该把人送到医院去处理才行。”

梁儒青淡漠地说：“我已经咨询过医生了，医生说可以在家里自己解决。”

“家里处理的话，卫生也不达标啊。”我随手抄起一把黑皮套的铁剪刀，展示了剪刀外面一层亮汪汪的机油，“如果不能彻底去除这些机油、合格地消毒，要么容易造成创面严重感染，要么容易得破伤风，怕是有很大的风险吧。”

梁儒青左手托着下巴，右臂横在腹部，手背顶着左手肘，神情笃定：“我用之前先把剪刀架在火上烧一烧。”

我的心倏然吊到了嗓子眼，无论如何也不敢将一把被火灼烧过的剪刀和一个躺倒在床的妇人溃烂的两臀联系在一起。我战战兢兢地给梁儒青提建议：“你真想帮她去掉那些腐肉，不如试一试外科医生的专用工具，小摊子上的剪刀真的不行。”

或许我的建议起了效，或许有其他什么原因。最终，梁儒青没有买剪刀。他一手插在兜里，一手推着自行车，拖拖沓沓地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天色阴暗，可能快要下雨了，风扑进人的脖颈，分外地凉飕飕。百货摊前的我打了个寒战，拢紧了身上的薄棉袄，跺了跺脚——还是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