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之主
摆烧饼摊子的老秦背后笑话奎叔，说奎叔老不正经、笨蛋。
老秦不笨。清晨做烧饼、炸油条，晚市单做烧饼，早早晚晚地忙一个行当，丁点进步都没有。油条炸得阴阳怪气，油温、火候老掌握不好。出锅的油条要么干巴巴地勾着，宛如晾在西北风里多日的芥菜叶子；要么走了形，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似的，两边一长一短，完全不对称。
有油条的对比，烧饼的外形基本过关，至少是圆的。除了这一点，别的一律不如人意。不要说卖不掉的隔夜烧饼了，即使是刚出炉的热乎烧饼也很费牙，死硬死硬。用力咬着，脑袋至少要用力甩动好几下才能咬下来，一个不留神，脖子就得扯得麻酥酥的。烧饼外皮已然如此了，馅更是一言难尽。不是太淡，就是太咸，要想撞到咸淡适度的烧饼，简直比中福利彩票三等奖的概率还要低。别家烧饼摊的葱油烧饼闻起来香喷喷，嚼起来油润润，猪油香葱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秦出品的烧饼明明也是包了葱，包了猪油，吃起来就是云里雾里、稀里糊涂。
老秦从还是青春勃发的小秦开始，天天和烧饼炉子打交道，两鬓都花白了，手艺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人把终身的手艺精进得出类拔萃，肯定不容易。反过来，老秦经年累月重复着一件事，却永远不进步，也很令人“敬佩”。菜市场卖蔬菜的刘胜利爱搞笑，时常给人表演老秦的招牌动作：揉两下面，鼻子痒痒了，腾出右手揿住一侧鼻孔，“噗”的一声响；换个方向，又是“噗”的一声响；两声过后，双手对搓，顺势在身上那块灰不灰白不白的围裙上擦一擦——继续揉面！
老秦的这般“极具特色”的烧饼摊子，居然也能屹立在马路牙子上三四十年不倒闭，不得不说是奇迹。而支撑着“奇迹”发生的首要功臣，当属奎叔。
奎叔会起早，天还蒙蒙亮时，他已蹬着二十寸的折叠式自行车赶来街上了。自行车是他孙女读初中时上学放学骑的，等她高中考进市区寄宿学校后，自然用不上了，一直扔在墙根儿下，把车龙头都闲出了锈斑。奎叔废物利用，给了自行车返岗的机会。幸好他短胳膊短腿的，骑着并不算太拧巴。
可自行车的颜色太少女了，粉白相间，无比招摇。而且奎叔走的是亮瞎眼的“贵妇风”：脖子上挂着一条奶白色的珍珠项链，手腕上套着一只玛瑙珠子和金貔貅二合一的手串，左手无名指戴一只银色的方戒，右手无名指又戴一只金色的韭菜边戒指。当一位七十岁左右、皮肤黝黑、顶着一颗寸草不生的大光头的老先生，珠光宝气地骑着“卡哇伊”的粉白自行车出现在车来人往的马路上的那一瞬间，无论是谁，都忍不住看上几眼。尽管有不少人暗自观察一番，发现老先生的珍珠项链掉了皮，貔貅手串褪了色，银戒指变了形，金戒指发了黑……
奎叔赶早市的第一站是老秦的烧饼摊，几只烧饼几根油条配成对，分装成两袋。接下来是逛菜市场买菜。这两件事办好了，他便到我的小摊上来买点零碎的小百货。他买得最多的是打火机。我说：“奎叔，打火机的火头有大有小，你自己挑吧。”他客气地谦让道：“你挑，你挑，我信得过你！”
两块钱的生意，买方卖方对接得一片祥和。只不过他把两只钢镚儿递过来时，我纠结万分。不接的话，代表着我的三只打火机送给他了——我可没那么大方。接吧，他递钱过来的那只手让人实在不敢恭维。手指一律黄黄的，尤其食指和中指，瞅着就知道是长年抽烟积累起来的“丰功伟绩”。那种黄，不是单纯的浅黄，而是介于土黄和褐色之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黏稠感。我相信，要是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割开他手指的表皮，皮下的部分也百分百泛着黄。他的手背倒不黄，是黑色的。十只指甲盖儿里头，啧，满满的可疑填充物。排除掉人工局部增色的可能，剩下的结论只有一个：卫生状况堪忧。
可奎叔后知后觉，兀自热情地打着招呼。这老先生每一次来我的小摊子上买打火机都会讲两句话。第一句：我要么不来街上，来了一定要买你的打火机（两块钱的生意还搞得像两个亿）。第二句：在这块地盘上，要是有谁敢欺负你，马上告诉我，我绝不会和他甘休！
实事求是地说，奎叔讲“义气”，镇上卖打火机的小店那么多，他偏偏爱把两元钱用到我的小摊子上。至于第二句话，我虚虚地打个哈哈，低下头，一边佯装理货，一边腹诽：一把老骨头了，还这么狂，年轻那会儿怕不是个横行乡里的莽汉吧。
有很多次，奎叔都在老秦的烧饼摊子前摆了好几道龙门阵了，我才推着百货摊子赶到菜市场。他嫌我去菜市场晚，给我上课，说做生意的时机很重要，哪怕是来街上捡钱，也得比别人早半步嘛。
秋冬两季，我出摊多半不会晚过清晨六点。奎叔不管时间，反正他抵达菜市场时若没如愿地买上打火机，我就是晚了。晚了，他就要给予一丝不苟的指正。指正结束，他意犹未尽地向我回忆他年轻时期的创业史。
他进山卖过猪崽儿。一根扁担、两只竹子箩筐，一次挑了四只。他那会儿很穷，贩卖猪崽儿的本钱还是找亲戚借来的。猪崽儿二十来斤一只，白白胖胖，哼唧了一路。上春的天儿，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他走得热了，就停在一块菜地边上歇脚。猪崽儿在箩筐里站着，仰起脖子傻里傻气地看着他，就像不谙世事的孩子在仰望着自己的亲娘。天很蓝，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的心头忽然热乎乎的，伸手在菜地里拽了两大捧青菜，一只箩筐里扔了一大捧。四只小猪吃得吧唧吧唧的，可把它们美坏了。
因为是第一次贩猪崽儿，奎叔没经验，不懂猪崽儿不能随便喂鲜菜，容易拉肚子。猪崽儿一拉肚子，十有八九凶多吉少。
我问奎叔，那四只猪崽儿最后死翘翘啦？
他叼着烟，得意地说，我这样聪明的人，怎么可能让猪崽儿砸在自个儿的手里。
奎叔的聪明是耍滑头，他给不停蹿稀的猪崽儿吃了木炭止泻（因为没钱买药）。猪崽儿掉了膘，双目黯淡无神，甩一甩小耳朵都像要闪了腰。第二次进山，他选在天黑之前。山村没通电灯，暗蒙蒙的油灯下瞧不出个所以然来，他顺利地卖掉了四只病恹恹的猪崽儿，连人家的凳子都没敢挨，找了个借口趁黑溜之大吉。
山民的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一只猪崽儿是一家人整年的希望。奎叔料到他卖出去的猪崽儿活不了，人家花的钱打了水漂，他去了，一准儿脱不开身。在那之后，他不管做什么小生意都没往那个村子去过。
奎叔叙述这件陈年旧事时，眯缝着小眼儿，稀稀疏疏的两道眉毛忽而拧成“川”字，忽而拉成“一”字，两颗黄澄澄的大板牙勇敢地龅出三厘米，口水大珠小珠般地四溅开来。我没好意思戳穿奎叔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他当时要是真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赚到了大钱，临到老了也不会跟在包工头后面做小工了。
酷热难耐的农历六七月，气温持续恒定在三十八摄氏度以上，柏油马路上的实际温度应该还要高一些。奎叔早早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包工头的农用车来接人。和他一起的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儿，高矮胖瘦不一，长相都比奎叔齐整。不热的天，七八个；高温天，剩了两三个。奎叔背着一只比热水瓶小一号的塑料杯子，杯底厚厚的一层茶叶。我劝他，上了年纪，最好悠着点，人比钱要紧。万一中了暑，赚到的钱恐怕都不够进一趟医院。
奎叔不以为然，说人家也在干，他没理由缺席。本来一天的工钱只有一百一，高温天气包工头给一百三。一天多二十块，一个月合计六百，不赚白不赚嘛。
这老头儿会算账，按理说也会过日子。这么辛苦赚的钱，怎么着都得省着点花吧。他不！他买起菜来像白拿似的，粉红小自行车的车龙头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方便袋，里面装着青菜、萝卜、冬瓜、茄子、酱油、猪肉、小黄鱼和粉丝之类，至少十来样。
龙头超了重，奎叔没法子骑车了，只能推着走。他一边推着车，一边热情地和迎面碰上的各色人等打招呼，停下脚给别人分烟。信马由缰，迤逦行至我面前，他大概还没从其乐融融的激动中抽身出来，左右开弓夹着几支香烟向我显摆：你看看，他们对我多客气，不收我发的烟，非要发烟给我。
我连连点头，没揭穿他的虚假繁荣。他分的客烟是顶便宜的雄狮牌，长期抽几元一支香烟的人怎么肯降低档次，接受两毛五一支的差香烟呢。
有天早晨，我随口问了一句：“奎叔，你怎么总买这么许多菜，吃得完吗？”
他咧嘴一笑，说：“我得把两户人家都照管好了。”
他的话在不知情的人听来，有些莫名其妙。什么两户人家？他和他老伴一户？儿子一家也算一户？儿子不养老子就罢了，难不成反过来要老子养？
他有时也不骑那辆粉色自行车来街上，那就不是一个人了，身旁还伴着一位胖乎乎的妇人，五十多岁的样子，短头发，眼睛定定的，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
奎叔对胖妇人很有耐心，轻言细语，还把她带进路边的药店里，咨询药店的员工，说胖妇人夜里睡觉脚抽筋，总喊疼，要给她弄点营养品补补。店员拿着两种牌子的钙片给他选，问他买便宜的杂牌，还是贵的品牌货？奎叔想也不想，直接喊：“大牌子的，最贵的。”
奎叔付好钱，领着那个胖妇人往外走。胖妇人比奎叔年轻，动作却不如奎叔利索。我亲眼见过她把拎在手中的一袋生鸡蛋溜在了路面上，顷刻间摔得稀巴烂。我在菜市场摆摊多年，见过不少夫妻为了一点小纰漏，当街互相抢白。奎叔没这毛病，他一句重话都没往妇人身上招呼，又掏出几张票子给她，说，坏掉了拉倒，再去买几斤来就行了。
胖妇人慢吞吞地往菜市场里头去了，奎叔目送着她的背影，绵绵的关切几乎要溢出窄小的眼眶。我惋惜地指指地上的一摊蛋液，说鸡蛋五块多一斤，一袋鸡蛋二十来块钱总有的。奎叔恋恋不舍地拉回自己的视线，回了我一句：“她是好人，老老好！”
我可惜的是碎了一地的鸡蛋，他诚意赞美的是一个木讷的妇人——看不出这其貌不扬的老先生还是个情种呢。
他手上大袋小袋地和那胖妇人肩并肩走了。药店里的一位大姐对着他们俩的背影努努嘴，说：“阿珍老来走运，碰到个真心待她的男人。”
阿珍就是那胖妇人的名字。奎叔和她同进同出了好几年，她并不是他的妻子。怎样定义他们的关系呢？情人？好像不能这样肉麻地定性，毕竟阿珍的实际情况在那儿。
阿珍娘家与药店大姐的家相距不远，阿珍自幼智力有缺陷，反应迟钝。二十出头时，在哥嫂的安排下仓促地嫁了个男人。结婚几年，阿珍的肚子都不鼓。婆家穷，丈夫脾气又不好，爱喝酒，一天到晚怨阿珍脑子笨，嫌弃阿珍是不下蛋的母鸡，随心所欲地责骂阿珍，动不动一顿老拳落到老婆身上。
换个正常的女人，这样憋屈的日子根本熬不下去，早跑得没影儿了。阿珍心眼儿实，不会逃，不晓得反抗，挨了打，只会嘤嘤呜呜地哭。左邻右舍也很同情她的遭遇，可终归帮不了实质性的忙。天可怜见，阿珍的老公醉酒后突然跌倒在地，血管破裂，撒手西去了。酒鬼利利索索地走了，把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娘丢给了没有谋生能力的阿珍。两个女人，一个痴，一个老，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她们的日子过得有多糟糕。
在旁观者的眼里，奎叔和一个小他十多岁的女人做情人，有点老牛吃嫩草。可真要说奎叔捡了大便宜，那也狗屁不通。奎叔注视着阿珍的水一样温柔的眼神绝不掺假，为阿珍花钱的慷慨也是装不出来的。他对她有情，他俩是“搭伙的”。
奎叔的妻子另有其人，中风了好几年，口齿不清，半身不遂，白天黑夜地躺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得指望别人侍候。奎叔在外打短工赚钱，养着阿珍，还代替阿珍的死鬼老公养着阿珍的婆婆。奎叔不在家，温顺的阿珍实心实意地照料着他的妻子，做好饭、洗好衣服等着奎叔归来。
所有的事情都有障眼法。一个男人，两个女人，粗粗一听，貌似荒唐；细细品味，却也是善良人别样的山高水长。在这个并不温柔的世界上，不管一段关系如何尴尬，它不会妨碍另一种情意的简单纯粹。
命运把这三个人聚拢在一起，让他们抱团取暖，总归有其道理。阿珍从此有了个尽力呵护她的好男人；卧床的奎叔妻子不必再死气沉沉地艰难度日；而连接着两个女人的那个老先生，也是问心无愧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两家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