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
赵晓静是家中的老小，她前面有四个哥哥。在农村，有一帮子哥哥的姑娘总不大会吃亏受累，不光家里的哥哥们自觉让着她，家外的捣蛋鬼们也不敢轻易来招惹她。赵晓静初中毕业后去五金厂学车工，三天还没学满，下颏就被铁末子爆出了血，吓得她再不敢上车床了。赵晓静的娘托邻居做中间人，把女儿送到镇上有名的汪裁缝铺子里当学徒。汪裁缝以严厉出名，徒弟的活计做得不细致，轻则呵斥，重则竹尺敲手指。
赵晓静踩了一星期缝纫机，回家只喊脖子酸眼睛胀，又不愿去了。
做裁缝得有定性，坐得住。赵晓静是个尖屁股。你让她出去跑一天，她不嫌费脚劲儿；你要她成天坐着不挪窝，简直是要了亲命。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也干不成，那也不想干，老待在家里不算事哪！正好大嫂子的外甥女在上海某高校教授家做小保姆，教授的同事急需一个照顾老人的帮工，不但包吃包住，工资还比厂里的打工妹高出三百块。
大城市的繁华热闹，赵晓静早想去见识见识了。她在雇主家待了三年，攒下了厚墩墩一笔私房钱，衣锦还乡。村里人问她：“阿静，上海比乡下好，你怎么不在那儿找个对象？”
赵晓静不屑地说：“东家给我介绍过对象了，长得太难看，条件再好，我都不稀罕！”
赵晓静的丈夫钟伟明是她自己相中的。钟伟明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是家境不好，家里三间低矮的老房子，父亲早逝，母亲身子骨又弱。在同龄人还有福气赖床的时候，钟伟明早就扛着锄头下地了。
婚后第二年，赵晓静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眉眼神似钟伟明。钟伟明很高兴，夫妻俩琴瑟和鸣，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钟伟明勤劳肯吃苦，脑子转得快。他会做饭，烧菜的手艺不输饭店厨师，村里人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掌勺。于是他趁势置办了一系列的桌椅餐具，让赵晓静打下手，做起了厨师一条龙服务。那会儿家里的经济大权还掌握在赵晓静手里，忙碌归忙碌，但只要有钞票进口袋，赵晓静就感到快乐无比。
钟伟明的第二个行业是开砖瓦厂。说是砖瓦厂，老板和员工无非还是自家两口子。实在忙不过来了，等着出货，就再请个会脱土坯的师傅突击几天。乡下的规矩：师傅上门要管中午晚上两餐，好酒好菜，另外每天还得额外发一包马马虎虎的香烟。钟伟明一向不抽烟，赵晓静也顺势装糊涂，从来不给师傅准备香烟。饭菜方面，她精打细算，荤腥少，蔬菜多。看着桌上的菜盘子摊得一大圈，吃来吃去不过是些青菜、萝卜、洋芋艿、咸笋。在她家帮过工的几个师傅，给赵晓静的评语一致是：手太紧。
砖瓦厂生意下滑后，钟伟明转行做花木生意，进货出货归他一手操作，赵晓静自然失去了钱款的管控权。起初，钟伟明一心一意钻研生意经，早早晚晚扑在承包的花木地里，尚且太太平平。到了第三年，生意慢慢有了起色，赵晓静却发现了不好的苗头——钟伟明有了情人。这一发现，犹如晴天霹雳。当初钟伟明一穷二白，她心甘情愿和他一起白粥淡饭。如今可倒好，穷人乍富，狗穿皮裤，居然在外面找野女人了！
夫妻俩，一个不依不饶地追问“良心”，一个执迷不悟地追求“爱情”，前前后后闹腾了两年。赵晓静几近崩溃，大把大把掉头发，要靠安定片才能维持浅表睡眠。
为了妹妹的家庭完整，赵晓静的四个哥哥集体出面，和钟伟明交涉多次，红脸白脸齐登场也无济于事。钟伟明铁了心地投奔小他十岁的情妹妹去了。
婚外情这玩意儿就像喝醉酒，飘飘欲仙的劲儿一过，发疯、呕吐、头疼、胃疼的后遗症就浮出水面了。不到两年，钟伟明的钱包被情妹妹掏得一干二净。男人没有钱，还能做座上宾吗？坐坐冷板凳还差不多。再后来，人家连冷板凳都锯断了——情妹妹另攀高枝，伙同下家直接把钟伟明轰出了门。
钟伟明声名狼藉、居无定所，忽然间又感念起糟糠之妻的可贵了。他托人去向赵晓静求和，希望与她破镜重圆。
赵家人都劝赵晓静见好就收：“浪子回头金不换！”“真离婚了，影响不好，连你儿子都被打上了‘单亲家庭’的烙印，将来不容易找对象。”
赵晓静咬咬牙，提出了一个要求：钟伟明可以回家，但必须当着读高中的儿子的面，跪着进来。
表面上看，破碎的家又完整了。赵晓静去逛菜市场，有小贩向她推销四明湖捕来的鱼虾，她往往摇头拒绝：“我老公喜欢吃海鲜，不爱吃这些。”——她买菜，还是习惯性地考虑钟伟明的口味。而钟伟明偏偏相反，对赵晓静的态度冷漠到连旁人都要侧目的地步。
赵晓静嫌厂里上班不自由，买了部脚踏三轮车在市场上卖农副产品。她卖的东西都是自己加工的、山里找来的或自家畈里种出来的。费力气居多，成本有限。春天挖毛笋，剪一些纯天然的野菜：马兰头、胡葱、水芹菜、黄花艾。五一节前后，山脚下有一种叫“个个红”的野果子，酸甜软糯。手脚利落一点，一个早上能摘好几斤。用塑料小篮子分装好，篮口上搭一把翠绿的狼萁叶配色，五十元一篮，很受来小镇旅游的外地年轻人青睐。整个小长假，赵晓静能保证一笔稳稳的进账。夏天，她种玉米、花生、茄子、南瓜、青椒之类的家常蔬菜，也种黑皮山西瓜。山西瓜脆皮、沙瓤、鲜甜汁多，很是抢手。十月份，她捡栗子，摘野生猕猴桃。这两样好东西生长在偏僻的山坳里，想把它们搞到手，既要翻山越岭，还要提防蜇人的大马蜂和蛇。下半年，她养鸡。鸡群长期活动在屋后的竹林里，不喂饲料，只撒点玉米粒。母鸡留着生蛋，公鸡半大时就阉掉。本地人爱吃这种长着母鸡脑袋公鸡尾巴的阉鸡。一只阉鸡正常六七斤，过年那几天，一百八十元一只还供不应求。
为了省钱，赵晓静没在菜市场里租摊位，卖东西都是和管理员打游击，见缝插针地搁在马路边上。钟伟明有时到街上来，都若无其事地从赵晓静面前飘然而过。哪怕和赵晓静直线相撞了，也是昂首挺胸，眼珠子都不转动一下。有一回，赵晓静大概突然思量到什么要紧事，冲着钟伟明的背影连喊了好几声：“伟明、伟明、伟明……”
至多十米的距离，钟伟明不可能听不到，但硬是没回头。他两手插在兜里，自顾自地走远了。
赵晓静的脸僵了好一会儿，碍于熟人疑惑的眼神，结结巴巴地解释道：“我老公的耳朵生过中耳炎，听力不大好。”
自然没有谁当面戳穿她。背后呢，难保不闲言碎语几句，说赵晓静是牛命，一天到晚就知道埋头苦钱，不拾掇自己，穿得邋邋遢遢，和西装革履的钟伟明哪来半点夫妻相？
穿着方面，大家似乎也没冤枉赵晓静。她的衣服款式老旧，外套皱皱巴巴，领子卷得像隔夜的饺子皮。毛衣松垮变形，颜色浑浊，结满刺啦啦的小疙瘩，真不如街对面手机店老板娘垫在狗窝里的旧毛衣呢。更夸张的是她的袜子。山里田里跑得多，她的鞋子容易进泥巴、小石子。生意做得差不多了，她便席地而坐，脱了鞋，用力在地上磕。她只管一下一下磕自己的鞋，丝毫不介意脚上的袜子前面露出三只脚指头，后面露出了大半个脚后跟。那样的破袜子，怕是整条街都找不出第二双，有幸见识过的人无不摇头叹息：“阿静这是何苦？少吃一碗馄饨，就够买两双新袜子了！”
吃馄饨是赵晓静每天早上的头等大事。菜市场附近有一家福建人开的馄饨店，名为千里香。千里香馄饨馅多、皮薄，汤中带有一股沁人心脾的奇香。规格有三种：小碗（十只）、中碗（十二只）、大碗（十四只）。早些时候，价位分别为两元、三元、四元。近年来物价飞涨，馄饨的价格水涨船高，小碗四元、中碗五元、大碗六元。
一碗馄饨半碗汤，食量小的话能马马虎虎混一顿，胃口好的人，可只能吃个半饱。赵晓静虽然爱吃千里香馄饨，但从来不买大碗的。大碗比小碗只多四只馄饨，区别不大，反正是够头不够脚。四元的小碗，再买一块五的刀切饼。二者搭配，嘴香了，肚子也饱了，还少花五毛钱。
赵晓静吃馄饨的盘算是一回事，姿态又是另一回事。在菜市场做小生意的小贩，一年到头几乎很难像模像样地吃顿早饭。一日之计在于晨。开了摊，理货的同时，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招徕顾客。来得及，烧饼油条买一套，马马虎虎点个饥；来不及，就等忙头落了——九点半左右，再祭五脏庙。
赵晓静决不在这种不吃早饭也要先赚钱的小贩里头。她来菜市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饭——会不会错失买主，影响了销售的进程，她并不在意，把装着东西的三轮车托人照管，说一声“帮我看一下哦”，照直朝馄饨铺子走去。
她吃馄饨概不打包，一定得正儿八经地在馄饨铺子里占个靠墙的位置，往热气腾腾的馄饨碗中倒点醋，淋几滴辣椒油，细嚼慢咽，全身心地享受着每一只馄饨的鲜美。
算上等店主煮馄饨的时间，赵晓静吃顿早饭，没有半个小时，也要二十分钟。
帮她照管三轮车的人，常常是杨美玲。
杨美玲长相一般，以修鞋为生。娘家在湖南，好像还是少数民族。她嫁到这个镇上十多年，老公不登样，婆婆又霸道。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离婚后带着读初中的女儿一起过。娘儿俩租住在菜市场斜对面的小弄堂里，两间小平房，一间住人，一间堆放杂物。天一亮，杨美玲就把自己修鞋的一套工具搬出来，放在镇中路粮油店屋檐的一侧，修鞋、修包、修拉链、钉鞋掌……一直忙到女儿晚上放学归来。
修鞋要用胶水。胶水有腐蚀性，杨美玲两只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都粗糙不堪，裂开的口子深深的，像翘起的小鱼嘴。
赵晓静靠着杨美玲的修鞋摊，不是没有道理。修鞋的人在等杨美玲干活时会顺便瞄一瞄赵晓静三轮车上的东西，多少买一点。赵晓静用老式手机，没有微信和支付宝。有的买主口袋里不装现钱，扫一扫杨美玲的收款二维码也行。到了账的钱，杨美玲立刻兑给赵晓静。她们也杂七杂八地闲聊：天气、物价、孩子的成绩、男女八卦……杨美玲性格大大咧咧，想到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就是在前夫家过的糟心日子，她也当笑话似的讲给赵晓静听。
不知道是怕家丑外扬，还是真的豁达，赵晓静在杨美玲面前一次也没出过钟伟明的洋相。她最关心的是天气，上山、下地、摆摊，无一不与天气息息相关。她还愿意把话题扯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儿子大学毕业了，相貌堂堂，在市区的私企做技术人员，过年发奖金，悄悄塞给了她一万块。
“一万块呢——”赵晓静一拍巴掌，笑得合不拢嘴。
杨美玲快言快语：“真孝顺！那你儿子有没有也给他爸爸一万块？”
“不会的！”赵晓静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面色顿时暗了下去。她心里怪杨美玲不识趣，哪壶不开提哪壶。再想想，她认为自己犯不着和杨美玲计较，毕竟杨美玲是个离婚的外地女人，自己可比她好，有家，也有丈夫。
赵晓静吃罢千里香馄饨回转来，杨美玲有时也关心一句：“你天天吃馄饨，难道不腻吗？”
赵晓静擦擦额头上的汗，说：“拢共才十只馄饨，哪里会吃腻？”
杨美玲哧哧地笑：“那你就多买点，吃个畅快。”
赵晓静撇撇嘴，说：“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两个年龄相差不到十岁的女人就这样不近不远地相处了七八年。去年秋天，她们翻脸了。起因是八十块钱——准确地说，是为了二十斤栗子。
事情是这样的：赵晓静从半山捡来了一大堆栗子在街上兜售，四元一斤。杨美玲要回娘家，想着买点土特产带回去送给兄弟姐妹。上午七点半，她买了二十斤，八十块。十点不到，又买了三十斤，一百二十块。三个小时还不到，赵晓静非说杨美玲第一次买栗子的八十元没给钱。双方理论了一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回到家，赵晓静翻着钱包思前想后，就是凑不齐杨美玲强调的“两张二十元，四张十元”。她郁闷得饭也吃不了，急火火地跑到杨美玲租住的地方，继续为了八十元磨牙。杨美玲买了下午两点的车票，正在收拾行李，被她这么一搅和，兴致大败。她已经付过一次钱了，再付，就是间接承认自己昧了赵晓静的栗子。街坊邻居日后该如何看待她？不付，赵晓静又倔巴巴地堵着门，不放她动身。
喉咙声一高，半条弄堂里的住户都被惊动了。莫名其妙给赵晓静站队的老太太也好几个。杨美玲气得浑身发抖，舌头打结。关键时刻，有人提供了个重要线索：赵晓静卖栗子的十字路口有只摄像头。
有摄像头就好办！只要到派出所去查一查，马上真相大白。但去派出所之前，杨美玲和赵晓静定了条协议：如果杨美玲的确没付八十元的栗子钱，她将会双倍偿还，补给赵晓静一百六十元；反过来，如果赵晓静已经收过了八十元，那她也要为自己的胡搅蛮缠负责，赔偿杨美玲一百六十元。
赵晓静没有一点犹豫，头点得像小鸡啄米。
看热闹的都是见证人，一致认为杨美玲的做法可行。
杨美玲借了粮油店老板的电瓶车，带着赵晓静去了派出所。两个时间段的监控逐一调出来，证明杨美玲没说谎。
赵晓静盯着屏幕反复看了两遍，还不相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摇摇头，把画面放大，给她回放了杨美玲递钱的慢动作。
出了派出所的门，杨美玲哭了：“好你个赵晓静，咱们少说也认识七八年了，你就是这样门缝里瞧人的——是不是！”
赵晓静勾着脑袋，闭嘴不言。
中午的大太阳晃眼，照得人直冒大汗。杨美玲本来不愿理会赵晓静了，但想想从派出所走回菜市场还有长长的一段路，她又把赵晓静捎上了。
电瓶车的后座晃晃荡荡，赵晓静终于想起了杨美玲那八十元的去向：八点多，有个慈溪老头来菜市场叫卖大阳伞，两张二十元、四张十元，正好买了一把。
到了弄堂口，赵晓静下车，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一百元、一张五十元、一张十元。
杨美玲只抽了张一百元的，给赵晓静留了六十元。
打那起，两个人就没再说过话。
杨美玲总在埋头干活。
赵晓静推着三轮车走来走去，再不靠近杨美玲的修鞋摊了。
菜市场拢共才多大？低头不见抬头见，两个人怎么可能做到永远不碰头呢。赵晓静爱吃千里香馄饨，杨美玲也隔三岔五地去千里香馄饨店给女儿买早饭。
一天早上，赵晓静刚在馄饨店坐定，杨美玲拎着一只蓝色的保温桶走过来了。煮馄饨的大锅热气腾腾，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杨美玲在离大锅几步远的地方站定，吩咐馄饨店的老板娘：“给我煮个加大碗的！”
“好嘞，加大碗的八元。”
几分钟的工夫，杨美玲拎着保温桶走了。
赵晓静的心底莫名其妙地泛起一股浊气，想到被杨美玲拿走的那一百元钱：她怎么就好意思真拿呢——来年的秋天，自己得翻多高的山，走多少路，弯多少次腰，捡多少颗栗子，才能赚一百元钱呀！
赵晓静越想越气，越想越不平。她用力地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扬声喊道：“老板娘，给我来一份加大碗的馄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