苋菜
他有名，也有姓。
活在这世上，谁会是个没名没姓的人呢？然而奇怪的是，这附近的人都商量好了似的，只管他叫“三老爷”。
“三”是他的排行，“老爷”又是什么意思呢？寺庙里香火供奉着的有城隍老爷、土地老爷、财神老爷、手持青龙偃月刀的红脸膛关老爷。开春时村口搭了大油布棚子，请草台班子演地方戏，戏台子上走来走去的有员外老爷、县官老爷、状元老爷等等。很显然，这些恒久地存在于神界和戏剧中的“老爷”们才是名副其实的。“老爷”或脚踏祥云高高在上，或大红大紫非富即贵。他那么一个天天甩着两腿泥点子行走在乡间的人，怎么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人称为“老爷”呢？
别人叫他，轻轻巧巧地。他应得，竟也自然而然地。
去村外的苞谷地里干活，扛着锄头的村人和他打招呼——“三老爷，你来啦！”“哎，来啦——”家里的午饭熟了，河对岸的田埂下还不见他的人影，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女人往正玩泥巴的孩子嘴里填一块软糯的红薯，吩咐她去叫三老爷回来吃饭。小孩子的腮帮子鼓鼓的，舌尖上甜甜的，一步三跳地出了院子向东走去，绕过一条不长的、S形的水坝，站在坝口前脆生生地喊起来：“三老爷，该吃午饭啦！”几嗓子过后，闷闷的一声“哎，来啦——”的后半截上，他像忽然从庄稼地的深处长了出来。农闲时，他跟着基建包工头外出做泥水小工。大早上的，天刚蒙蒙亮，包工头开着拖拉机来载他。拖拉机又旧又破，喀喀地咳嗽着，像个久病不愈的肺痨患者。坐在拖拉机车厢内的某一位老汉便就着喀喀作响的节奏在水坝的东头直着喉咙催促几声——“三老爷，你快些！”“哎，来啦！”
三老爷没有娶过妻。一是因为年轻时家里穷，前面的两个哥哥成家花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好事情就轮不到他了。二来呢，好像他还在襁褓里时发过一场三天三夜的高热，差一点没了小命，好了以后脑子就不大行了。
光看他这个人，倒也不能说他“不大行”。除了不识字（那个时代出生的人识文断字的本也不多），除了不爱开腔（他待在家里当真是一天说不了三句话，但迈出家门后，据说也能和某些村人说几句俏皮话），养鸡喂猪、洗衣、烧饭、耕田锄地、收收种种之类的都是一把好手。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串门，出门干活，归家吃饭，天黑后早早地关进自己的房间呼呼大睡。
他家院子里有两排高平房，前面的一排四间。由东手边起，依次是厨房、吃饭厅、大人的房间、小孩子的房间。饭厅的后门连着天井。天井的右边是个方方正正的菜园子。菜园子一边依着平房的后墙，另外三边拉着一道竹篱笆。夏天到了，弯弯曲曲的黄瓜藤在篱笆上爬上爬下。入了秋，篱笆上招摇的是一溜儿俏生生的紫扁豆。篱笆脚沿下排着一队香气扑鼻的薄荷——这里的人酷爱用薄荷叶子泡水喝。往里去，几垄碧绿肥大的韭菜，一大片水灵灵的小青菜，一株半人高的、不怎么挂果的金橘树，一蓬有了些年头的、开得很尽兴的黄月季，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八月的桂花香气扑鼻，摘下来用白糖腌制一下密封保存。正月十五有吃糯米汤团的传统，豆沙馅里加些桂花糖调味尤其好吃。
天井的左边是两间红砖墙、稻草顶的猪舍，猪舍里养着三四头猪。二三月里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奶猪，尾巴跟细绳子似的卷在屁股上，个头儿比狗大不了多少。一心一意地养到快过年，它们就能长成一二百斤的肥胖子。猪和人一样，一天吃三顿，这三顿大多是三老爷一手打理的。上半年，地里新鲜的番薯藤或萝卜菜敞开供应。入了冬，红薯、萝卜、大头菜、芋头剁碎了，杂七杂八的一筐倒进厚浊浊的洗锅水里烀烂，掺几瓢凉水，用手捏得碎碎的，最后拌些玉米渣子、麸皮、粗糠之类的细食。猪儿们闷着脑袋挤在石槽边，吃得一头一脸的细食糊糊。偶尔抬起头来欢快地哼唧几声，小眼睛亮亮的，像是在向三老爷表达它们由衷的谢意。
猪舍的一个角落辟出来搭了鸡窝。鸡鸭不分家。十来只鸡和十来只鸭凑成一堆，一会儿是鸡嘀咕几句，一会儿轮到鸭嘎嘎两声。看起来它们相处得还很和谐。鸡鸭不大用喂，它们自己会出去找吃的。三老爷给猪喂早食时，顺手拉开拦在鸡窝上的网，于是鸡们扑腾着翅膀争先恐后地跑出猪舍，熟门熟路地去草垛下或竹园里扒虫子。屈居在鸡窝中的鸭子大概早习惯了寄人篱下的谦卑，从不挑衅鸡的优先权，往往要等到所有的鸡都跑光了，它们才在头鸭的带领下一摇一晃地走向猪舍背后的小河。
后排的三间平房，最左边的一间长期堆放着农具和粮食口袋。当中的一间是堂屋，堂屋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很大的彩色寿星图。寿星慈眉善目，左右两侧各立着一位憨态可掬的童子。堂屋上方靠墙的是一排漆成深黄色的木柜子。一脚跨进堂屋，跃入眼帘的首先是柜面上那几个先人的相框及木牌位，然后才是两只小小的公鸡石膏像，一对插着红色假花的长颈花瓶，另外还有此处家家户户都会“请”的尺把高的送子观音（石膏的）和一块三角形的“犁头将军”（铁铸的）。一张枣红色的八仙桌占据了堂屋的正中位置，清明节、七月半、冬至及过年的祭祀仪式都在这张八仙桌上进行，一家人依次跪拜磕头，烧过的纸钱黑蝴蝶般地飞起又坠下，堂屋一度显得很拥挤、很神秘。但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住在前面一排平房里的人都不怎么往后面来。所以，堂屋里总是安静的，八仙桌上落着毛茸茸的一层灰。
三老爷睡在最右边的房间里。屋里一口灰扑扑的单开门大衣橱，两只摞在一起的樟木箱子，样式老旧的雕花木床，床头的柜子上搁着一盏灯芯子干巴巴的洋油灯。三老爷一进房间就脱衣上床，很少有什么事值得他特地点个灯。半夜里的月光从窗户溜进来，水银般汩汩地流了一地。不过，这不关三老爷什么事，他睡得很深、很熟。
腊月底，包工头揣着小账本子给三老爷结算工钱来了。进了屋，并不找他，直接一五一十地把一沓子钱数给这家的当家人——他的侄子国财。国财的爹是三老爷的二哥。三老爷在国财的家里落脚好些年了。当初是国财给村主任、书记各送了两瓶洋河大曲和一条大前门香烟，才把三老爷的户口迁进了自家的户口本。在这之前，三老爷住在大哥大嫂的屋檐下。
大哥住在前庄，二哥家在后庄。所谓的前后庄其实离得并不远，走走也就十分钟的路程。前庄大哥家的房子是在祖上留下的老屋地基上翻盖的，后庄是大哥二哥分家立户后村里批出的新宅基地。前庄后庄的两家人平时各过各的日子，也只有逢年过节或遇上儿女婚嫁的大事了，大家才客客气气地聚一场。
前庄的大哥家六个孩子。前面的五个全是女儿。在农村，女儿哪怕有一个加强排都不行，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头”，要被人背后戳着脊梁骨笑话的。当时计划生育搞得如火如荼，排行第六的儿子是借用了三老爷的名额才顺利出生的——三老爷虽然光棍一条，但他的名下有一个小孩子的户头可以上报。在农村，这叫“过继”，于情于理都讲得通。大哥家的儿子叫全安。名义上，三老爷有了一个日后为他养老送终的儿子。实质上，是三老爷为大哥家省下来一笔可观的超生罚款。
有儿子没儿子，三老爷还是原样的三老爷。他不笑，不哭，不喊苦累。坐着，就是定定地坐；走着，就是直直地走。他的安静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状态，以至于无论多细致的人也不能在他那褐色的脸膛找出第二种表情。没有表情是他的特点，但肯定不能算他的缺点。
他有啥缺点呢？——拒吃苋菜算不算？
本地的人家门前屋后都长着几株红苋菜。这东西不是有心种出来的。它们大多自生自灭。种子可能是鸟儿嘴里衔着或蚂蚁搬过去的，也可能是风吹过去的。贴着地发芽，得着少少的一点壮气就使劲儿地拔高、增粗，通体红得发紫。吃苋菜吃的是叶子。它不怕掐，越掐，它越长得“披头散发”。炒熟了的苋菜盛在盘子里也是紫红紫红的，汤汁简直红得刺眼。吃了苋菜的人的嘴唇和牙齿也是紫红紫红的，看起来莫名的怪异。要是哪一天的饭桌上独有一碗炒苋菜，三老爷宁可光吃白饭。不要提吃了，哪怕是坐，也尽量远远地避着苋菜盘子。
苋菜不比大蒜，吃过后口气发臭；苋菜也不是小米椒，辣得难以下咽。大嫂子很不屑，当面说道过三老爷好多次了：“呵，你有我们家的一口现成饭吃算你前世修来的福气，有什么好讲究的？我们一家人都不嫌，难不成我们还不如你？”
三老爷捧着碗，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大哥有春秋两季定期发作的哮喘病，根本干不了重活。家里几亩责任田的耕耕种种几乎全由三老爷承担。他似乎天生是块干活的料子，力气比别人大，走路比别人稳。农忙时，他一个人拖着码成小山包的双轮车，全安还要趁他弯腰的当儿锁着他的脖子，爬到他的背上赖着不下来。
三老爷牛一样地拉着重车，背上趴着猴儿一样的皮孩子，一路吭哧吭哧。刚到家门口，大嫂子一惊一乍地迎上来，夹枪夹棍一顿吼：“全安，你个死孩子，你活腻烦啦！自己没有腿吗？居然爬到三老爷的身上要他背着。万一脑壳子摔破了，你就变成一个小傻子了！你有几条小命够摔的——啊？”
小孩子精刁，见自己的娘生气了，眼珠子溜溜地绕了一圈，手指马上戳向三老爷：“不是我要三老爷背的，是三老爷非让我趴在他背上的。”
大嫂叉着腰，喉咙山响：“三老爷脑筋不灵光，你也学他的样吗？”
全安吐吐舌头。娘儿俩拉拉扯扯地往屋里走。
三老爷一声不响地卸车。
三老爷五十来岁后搬到了二哥家住。搬走不是他自己的主意，也没有谁来征求过他的意见。二哥家一儿两女。老话有云：“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她们跨进夫家的门后，生男生女都不要紧，轮不到自个儿的爹娘操心。可儿子家生下来的是个女儿，做爷爷的难免意难平。他觉着姑娘长大终归要嫁人的，退一万步讲，即使以后能招个孙女婿上门，哪怕人品再好，感觉上还是借用了外姓的血脉——不大踏实啊。大孙女甫一出生，老两口默默地对视了一眼，让国财媳妇拼二胎的想法立刻就诞生了。
超生光是罚款的话，也咬咬牙认了。可国财是乡供电站的电工，算公家人。国家有明文规定，公家人敢私自超生的话，马上开除公职。孙子固然重要，国财的铁饭碗万万是不能丢的。二哥思来想去一番，认为还能借鉴一下大哥家当年用在全安身上的办法，先把三老爷的户口办到后庄去，国财负责给三老爷养老送终。有三老爷坐镇，国财家生二胎就不算是违反国家政策了。
为这个事，二哥带着国财专程跑了一趟前庄。大哥大嫂当场一口应承了下来。全安快上初中了，计划生育的大风早刮不到他的脑袋瓜子上了。事关至亲弟弟一门的香火大事，大哥大嫂不好不帮这个忙。再则，大嫂子暗地里掰掰手指算了算，三老爷也快六十岁了，他还能像黄牛一样地劳作几年？说不定哪一天就干不动活儿了，给不给他吃，养不养着他？吃得五谷粮，免不了要生病，周边的乡亲们都知道全安是三老爷的继子，倘若他老了，有个三病六痛的，短不了是全安的累赘。全安再怎样不情愿也不能把他扫地出门吧！那还不得给众人的吐沫星子淹死。既然现在老二家主动提出来要三老爷过去，她也乐得顺水推舟。一来，提前给全安卸掉了负担；二来，不管老二家最终能不能抱上孙子，他们一家还得欠前庄的这份情不是？
忙过了人仰马翻的秋收，三老爷又铆足了劲儿帮大哥家预备足了过冬的柴草堆子。国财蹬着自行车如约来前庄接人了。大嫂子亲自拾掇的两只布包袱一左一右地挂在车龙头上，后座上捆着一床黑乎乎的老棉花被。三老爷走在国财身后三五米的地方，袖着手，脑袋微微地勾着，脚步很重、很稳，像是一个毕恭毕敬追随着雇主的老长工。
换了新的家，过的还是从前庄复制过来的白天黑夜。后庄的人比前庄少，二哥二嫂早几年就和国财一家分开过了。两个院子中间打了一道土坯的矮墙，老两口的吃住在矮墙另一边的三间房子里。三老爷随国财一家三口过。国财的媳妇儿不爱说话，笑脸也少。闺女过了年该八岁了，在后庄的中心小学读三年级。闺女的成绩不好，数学回回考不及格。为这个事国财都不知道在饭桌上骂过闺女多少次了。一骂，闺女就眼泪汪汪的。国财的媳妇看着闺女叹气，又不敢帮她。三老爷捧着饭碗不出声地吃。国财不责骂闺女，他吃两海碗饭；国财在饭点上开批斗大会，他吃一碗就先离桌了。
过了年，气温转暖，厚棉衣渐渐地穿不住了。冻了一冬的土地苏醒了，眼看着该下玉米种子了。预备培育玉米“营养钵”的几分地，三老爷花了一天半的时间耕好了。中午他扛着木犁从地里回来，突然跟国财媳妇说他想去前庄一趟。国财媳妇问他：“你今儿去了，今儿还回来吗？”
三老爷没说回来，也没说不回来。他只是说去看看。
在国财家安身也不少日子了，三老爷第一次提出要去前庄。国财媳妇做好的午饭他都没吃，兴兴头头地洗了把脸，换了身清爽的衣裳、一双干净的黑方口布鞋，手腕里挽着一只布包袱，一副走亲戚的架势。国财媳妇满以为他至少要在前庄待上两三天，结果，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头顶上，他又拎着布包袱打道回府了。
过了几个月，国财媳妇从前庄大娘的口中得知，三老爷去前庄的那天是全安的生日。
独苗儿子过生日，大哥大嫂子很看重，宰了家里最肥的一只大公鸡，又去十来里外的集市上买了鱼、割了肉，很是破费了一笔。几个女儿、女婿都来了，欢欢喜喜地围满了桌子。三老爷进了院子，堂屋里的一群人吃饭的吃饭，说笑的说笑，没有谁腾出眼睛来注意到他，更没有谁跑出来问一声他吃过午饭了没有。他棒槌一样立在大门边，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一大家子的人吃饱喝足了，大嫂子这才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出了声：“哟，三老爷啥时候到了呀？来了咋不吱一声。”
三老爷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大嫂子顺手把墙边上的一根扁担递到他的面前：“你来得正好，厨房里的水缸见底了，你赶紧去挑满。”
挑满了一缸水，又刷洗好了一桌的碗筷。三老爷前胸贴着后背回到后庄，从此再没在国财两口子面前提过要回前庄的事了。他对日子的顺从一如既往。吩咐他干什么活儿，他就老老实实地干，国财媳妇给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家里预备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他始终不吃苋菜。
国财有一回多喝了二两小酒，趁着三老爷不注意夹了点苋菜送到三老爷的碗里。也就是一时心血来潮开开玩笑的，没料到三老爷一下子翻了脸，把手中吃了一半的饭碗重重地倒扣在桌上，二话没说，夺过国财的酒杯啪啦一声扔在桌下，然后气鼓鼓地夺门而出。
国财的酒意被三老爷惊飞了，讪笑僵在了脸上。
国财媳妇鼻子里哼了一声，向着屋顶翻了个大白眼。
三老爷在后庄就发过那么一次脾气。
两年后，国财媳妇生了二胎。人算不如天算，还是个妮儿。妮儿就妮儿吧！这孩子的额角上还有一块紫红色的胎记。医生说，那胎记其实是血管瘤，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扩张。运气好，它扩张的速度不快，对孩子的容貌影响就不大；万一不行，将来还是要去大医院动手术的。
医生的一席话顷刻间把国财父子的心说得瓦凉。国财爹连刚出世的小孙女都没去望一眼，直接就从医生的办公室回家了。
本地的习俗，新生儿满月的当天要请村里的风水先生排过八字再取名字的。命中缺火的，名字里要带火字旁。命中缺水、缺木或缺其他什么的，就得把缺的补上。这么做，不光是体现出长辈的慎重，也是对孩子一生的祝福，希望孩子圆圆满满。国财家的二妮没有这样的待遇，她的乳名是国财爹自己取的，图个省事，就叫二子。
果然如医生所预料的一样，二子长大，她脸上的胎记也跟着长大。先是小如拇指头，颜色淡淡的，还不大引人注目。慢慢地就有核桃那么大了，紫红紫红的。如果没有打娘胎里带出来的这讨厌的东西，二子还是长得很耐看的，瓜子脸，大眼睛，一笑，嘴角两只浅浅的梨涡。
孩子天生有察言观色的本领。二子知道爷爷奶奶不怎么喜欢自己，也很少主动往他们屋里钻。她打小爱跟着三老爷转，是三老爷的小尾巴。困了，三老爷的臂弯是她的摇篮；吃饭时，她坐在三老爷的膝盖上。
三老爷去大河边的货轮上做挑夫挑黄沙——一根扁担、两只竹筐，把船舱中的黄沙挑进等在岸上的拖拉机车斗里。挑一担子有三分钱的工钱。天黑后，他一到家，二子的手心里立刻多出了几只又圆润又好看的小石子。那是三老爷特地在黄沙堆里选出来给二子玩“抓子儿”的。
只要是三老爷烧饭，灶膛里一定给二子煨点什么零嘴儿，馒头片儿、花生或者红薯。最奢侈的是在汤罐里煮只鸡蛋。二子躲在灶台后面剥去鸡蛋壳，咬掉两口，剩下的一口悄悄地塞到三老爷的嘴里。
油菜花开得像着了火一样旺时，三老爷带着二子下地干活，会陪着她一起捉小蜜蜂。看见蜜蜂停在花朵上采蜜，蹑手蹑脚地靠上前，用一只事先洗干净了的洗衣粉袋子套住油菜花朵，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拢住袋口，把蜜蜂往袋角里逼。一会儿的工夫，洗衣粉袋子里就盛了十来只小蜜蜂。
小蜜蜂嘤嘤嗡嗡地在袋子里闹。
三老爷不许二子把小蜜蜂弄死。关在洗衣粉袋子里的小蜜蜂在他俩回家前还得轻手轻脚地放回油菜花上。他一边放，一边告诉二子，小蜜蜂和人一样，也是活生生的一条命。人要活，小蜜蜂也要活，而且小蜜蜂是有家人的。它外出采蜜不按时回家，它的家人要难过的。
二子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布置了作业，让班上的学生回家画一张图画，题目就叫《我的一家》。晚上，二子趴在火油灯下认认真真地画画，先用铅笔勾出轮廓，再用花花绿绿的蜡笔上色。她一共画了五个人。爸爸、妈妈、姐姐、自己，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矮个子老头儿。
二子把图画上的矮个子老头儿指给三老爷看：“喏，这是你。”
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二子的图画。二子把得了红五角星的《我的一家》贴在三老爷床头的柜子上。三老爷坐在被窝里一抬头就能瞧见。因为二子的图画，临睡前，三老爷的那盏之前派不上什么用场的火油灯总要亮上一小会儿。
从未生过病的三老爷病倒了。上吐下泻，面如土色，两条腿软成了面条，不扶着门框根本站不住。赤脚医生的诊断是痢疾。黄连素吃了，无效；屁股上扎了针，也无济于事。几天的工夫，三老爷就病得脱了形，一动不动地歪在床上，水米不进。
国财的丈母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个偏方，取新鲜的红苋菜、奶浆草、瓜子草各一把煮水喝，早中晚各一次，准保见效。
煮好的水红得像快要凝固的猪血，散发着浓浓的苋菜青气。三老爷敷衍地瞟了一眼，怎么也不肯碰。国财两口子好话说了，狠话也说了，他就是铁了心地不喝。隔壁的二哥二嫂来了，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他还是闭着眼睛无动于衷。
二子放学回来，书包都没放下，就端着热乎乎的一碗红汤跑进了三老爷的房间。
三老爷接连喝了几天二子端给他的药汤，顽固的痢疾果然好了。
二子晓得爱美了。她脸上的胎记越长越明显，颜色越来越深，表面上还凸起大大小小的疙瘩。学校里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背后给她取了个“蛤蟆大王”的绰号。放学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地尾随着她，阴阳怪气地喊二子“蛤蟆大王”。二子难过极了，不管什么时候出门都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帽檐宽宽的，耷拉下来，刚好遮住额角。
妈妈对二子承诺过，等家里攒够了一笔钱，就会带她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看，医生一定有办法医治好她脸上的血管瘤。
二子多希望那一天快快地到来啊！暑假里，二子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捡知了壳卖到中药房里——知了壳十个一分钱。二子捡过银杏叶子，银杏叶子有治疗心血管病的作用，晒干了也能换钱。二子还捡过构树的果子，熟透了的构树果子是鲜红色的，软乎乎的。有一段时间，中药房的窗台下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是粉笔写的七个大字：大量收购楮实子。楮实子就是构树果实表层那些芝麻大小的褐色种子。这东西不容易弄，大的构树一般都长在河边上，构树果实一成熟就留不住了，没有风也扑通扑通地掉进河里。把它们捞上来，细细地揉搓，用水一遍遍冲洗，滤掉杂质，满满一篮子的构树果实，洗净晒干了，顶多有半碗的楮实子。
二子是悄悄在做这些事情的。她记着妈妈的话，想尽自己的力量攒一点钱。
村外的两条河都很深。河水绿森森的，厚重而又诡秘。
二子没了的那一年不过十一岁。午间的太阳猛如火，知了躲在树叶间叫得声嘶力竭。大人们都在家睡午觉，二子偷偷地下河捞构树果，不慎滑进了水里。抱到岸上时她已经不行了。她口鼻里糊满了泥巴，是去河里洗木桶的三老爷跳下水去把她救上来的。
乡间不成文的规定：早夭的孩子不能留在家里过夜，没有资格进祖坟，不好经生身父母的手下葬。三老爷送了二子最后一程，他把二子埋在村外的一块野地里。
刚刚垒砌的、小小的一只土丘，光秃秃的。三老爷在藏着二子的小土丘边默默地待到后半夜。
第二年的初夏，村里有人发现二子的坟上长满了苋菜。苋菜一株挨着一株，密密的、艳艳的，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谁无意间遗忘在野地中的一顶毛茸茸的红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