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
清晨的河埠头上蹲着八个正在洗衣服的人。七个是女人，只有翁齐华是个大老爷们儿。
在乡间，扎在女人堆里洗衣服的男人，少有。一来，普通家庭往往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着重干体力活儿，比较轻便的洗洗涮涮一般都属于女人的分内事。哪怕眼下的女人同样要出门赚工资，洗衣服也是“理所当然”。二来，“男人洗老婆的衣服会没出息”的老思想作祟，男人在乎面子，生怕被外人嘲笑。即使事出有因（比如女人生病或行动不便），有些男人真心体贴老婆，想搭把手，他们宁可悄摸摸地窝在院子里的井台上洗衣服，也决不愿意端着盆子跑到大庭广众之下来亮相。不过，看看翁齐华一套流畅娴熟的刷洗动作，以及女人们习以为常的表情，想必翁齐华洗衣服这件事由来已久了。
翁齐华本不是这里的人。准确地说，他虽然在这个村有正当的身份，但和村里的其他男人有点区别。他是个“倒插门”。
倒插门又称上门女婿，这种女“娶”男的婚姻模式自古流传至今。其原因是：女方家庭没有男丁。在守旧的思想里，这意味着后继无人，断了“香火”；更难听的说法，叫“绝户头”。因早前社会条件有限，女儿嫁出门后，膝下无子的老父母将无人赡养，于是为了能传宗接代，老有所依，就给女儿招来一个丈夫——男方到女方家里生活，有了小孩子随母姓，丈人丈母娘等于变相地多了个异姓的儿子。
按说，男人还是“倒插门”省事，既不需要父母亲花费一笔不菲的彩礼，还能有个现成的“安乐窝”。然而，乡间的男子但凡有点心气和办法的，决计不肯去做上门女婿。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上门女婿不易做。且在妻子家那一拨的亲戚眼中，上门女婿地位也拔不上去。只有实在困顿窘迫、儿子又生得多的人家才会像嫁女儿一样，选个不出挑的送出门去成亲，权当无奈的父母对儿子终身大事的交代。
翁齐华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娘家三间摇摇晃晃的破瓦房，父亲除了埋着头土里刨食，别无长技。母亲患有顽固性哮喘，三天两头打针吃药，两条腿一按一个深坑，秋冬两季，长期坐在朝南的墙根儿下晒太阳，劳动力几乎为零。他们家兄弟四个，老大天生高度近视，离开了眼镜和瞎子差不多，四十岁了还打着光棍。老二学了木匠，跟着建筑队的包工头去江南打工，已经是三十出头的大龄青年了，月老的红线却总扯不上他。老三是个篾匠，手艺出挑样貌好，能说会道，外出干活时迷住了主家的大姑娘，生米煮成熟饭，大姑娘跟着老三来了个黑夜私奔。翁家托了三儿子的福，好歹有了一房媳妇。翁齐华是老幺，文文弱弱，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初中毕业后经熟人介绍，在乡粮管所的食堂里打打杂，骑着脚踏车上班下班好几年，一晃就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翁家、翁齐华的实际条件摊在那儿，他想娶个妻，难！正如此，季淑芬的父亲季远达托了媒人到翁齐华的娘面前稍微探了探口风，当年的腊月，翁齐华就成了季家的上门女婿。
季家的人口不复杂：季远达、季远达的老婆梁满梅，以及大女儿季淑芬、小儿女季月芬。其实，季远达夫妇当初还有个三女儿，可惜在四岁时不慎掉进池塘里淹死了。梁满梅为此悲痛欲绝，神情恍惚，久久走不出失去小女儿的梦魇。季远达生怕妻子有个三长两短，硬生生把“再生一个儿子”的想法压在了心底。
季远达不是重男轻女的老古董，况且，季家的两个姑娘丝毫不比前后邻居家的儿子逊色。小女儿季月芬自幼爱读书，小学和初中年年代表学校去县里参加作文比赛，次次能捧回红彤彤的奖状、金灿灿的奖杯。高考时发挥出色，考上南方一所知名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毕业后不愁没有好工作。大女儿季淑芬的学业虽然抵不上妹妹的三分之一，但她的长处在于能吃苦、有闯劲儿。她初中一毕业就去了乡里公私合营的苗圃干活，修剪、整枝、培植草皮，倘是苗圃承接了庭院厂房的大宗绿化业务，会熟练讲普通话的她是当仁不让的外派员。
南来北往的数趟历练下来，聪明的季淑芬居然嗅出了园艺业的另一个商机——草绳。小型的花花草草远送，没什么讲究。大型的景观树，比如冬青、月桂、香橼或银杏树等等，为了确保异地的成活率，挖出地面时一定要用草绳牢牢地缠住根部的那一大团泥土。
季淑芬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草绳上赚得的。她先是跳过批发商辗转找到北方一家加工草绳的厂家，直接做中间商，四处去联系大小花木老板，供应给他们低于市场价的草绳。她的脑子转得快，过了没几个月，她又觉得与其给别人搭桥，不如自己直接铺路，办草绳厂。
尽管季远达对大女儿风风火火说干就干的风格颇有微词，但还是掏出了全部的积蓄助力季淑芬创业。院子一侧朝东的四间红砖瓦房拾掇了一下，权当厂房。四部山东临沂产的草绳机械挨着墙放好，又招了村里几个手脚利索的中年妇女简单培训了一星期。随着草绳机的嗡嗡声响起，“淑芬草绳厂”的名气慢慢地传开了。
季远达眼见大女儿的事业有了起色，自然而然地为她筹划起了婚姻大事。他和季淑芬开门见山：“淑芬啊，月芬在城市里落了脚，把她叫回来安家肯定行不通了。你妈妈和我这辈子也没能生个儿子，你是家里的老大，我们就把你当儿子靠了。你要有看得上的、合适的，就领上门来。”
“看得上”和“合适的”，在于季淑芬。最重要的，还是“领上门”。——这一条，季远达不接受反驳。在农村长大的季淑芬，也没有理由反驳。
季淑芬和翁齐华领结婚证的那年二十八岁，翁齐华是二十五岁。
媒婆坐在首席上喝了个半醉，喜滋滋地说着和词儿：“妻大三，抱金砖。”季远达笑得合不拢嘴。翁齐华是他选中的，他没有理由不高兴。
翁齐华穿着崭新的中山装，三七开的头发乌黑发亮，眉清目秀，一脸的孩子气，发喜糖、敬长辈的喜酒时，总要先拿眼睛瞄瞄季淑芬，说话轻声轻语。
还是季淑芬放得开，她个子矮、胖，中气足，嗓门儿大，白酒黄酒都接得住。
婚后的日子安安稳稳。季淑芬的草绳厂又增加了两台机器，扩招了几个人。翁齐华还在粮管所的食堂上班，下班后就撸起袖子钻进草绳厂里帮忙，近处的地方要送货，量不大的话，都是他用双轮拉车拖过去。他的性子软，服从“调遣”，丈人、丈母娘吩咐的事情，他无论如何都会尽心办妥。草绳厂给工人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季远达夫妇负责烧烧煮煮，梁满梅的腰椎不好，弯腰不甚方便，翁齐华赶在早上去粮管所上班前就把工人们当天中午要吃的菜洗干净了。
婚后第三年，季淑芬开了怀，生了个八斤半的大胖儿子，翁齐华承包了月子里的所有洗洗涮涮。
村里的黄家大嫂子说翁齐华洗毛头娃娃的尿布也好，洗季淑芬的内衣也好，特别、特别细心，用上海牌硫磺香皂擦两遍，汰好，拧干了水，还得凑到鼻尖前闻一闻，是不是还有味儿？展开来看一看，有没有洗干净？
翁齐华的父母亲得知媳妇生产的消息后，万分欢喜，买了一大堆东西，拎着一只八斤重的大公鸡来看望孙子。翁齐华的意思是，等季淑芬满月了，也带着孩子去他父母那边住几天。
季淑芬没吭声。
翁齐华没提第二次。那件事也就不显山不显水地算了。
孩子叫季康。
季康慢慢长大，进幼儿园，读了镇上的中心小学。翁齐华还是老模样，不哼不哈，中规中矩地上班，听着丈人、丈母娘的指挥，一心一意地做家务。季淑芬的心思却变了——她爱上了一位生意圈子里的业务员。
那个男人高高大大，国字脸，浓眉大眼，爱穿米色的中长风衣，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很是风流倜傥。男人有时来草绳厂拿货，一待就是半天，抽烟喝茶，架着二郎腿和季淑芬谈天说地。季淑芬素来是个大大咧咧不讲究的女人，那男人一来，她说话的腔调和走路的姿势都不由自主地变了，忸忸怩怩，眼睛里一片湖光山色。
季淑芬和那男人一起出差，挎着包，肩并肩走出门，雅马哈轰的一声响，两个人转眼就见不到影了。几天后，还是坐那个男人的摩托车后座回家。
翁齐华晚上给儿子检查作业、洗脸、洗脚、讲故事。
儿子和翁齐华亲是亲，但有了不如意的事，敢大胆地和爸爸放赖、撒泼。换成季淑芬，他就识趣很多，乖乖地听妈妈的教训。
厂里的工人们都看得出季淑芬和那个男人的关系不一般。
季远达夫妻，包括节假日回乡来探望父母的季月芬，也觉得季淑芬有点不知深浅了。
正月初五，草绳厂噼里啪啦地放了一长串鞭炮。季淑芬像往年一样，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厂里的工人们吃开工饭。那个男人也来了，穿戴一新，提了两只礼盒，说是来给季伯伯拜年。
其余的人都上桌吃饭，只有季月芬噘着嘴巴留在厨房里，帮翁齐华烧火。
家里有客人，掌勺的次次是翁齐华。他在粮管所多年，学了一手好厨艺，扣肉、扣鸡做得不比乡间的土厨师逊色。
那天的饭吃到一半，季康不知怎的摔碎了一只碗。小孩子无意失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季康调皮，打破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闻声从厨房里走出去的翁齐华怒不可遏，第一次大发雷霆，拎住季康的胳膊把他从椅子上拖下来，左右开弓扇季康的耳光。季康平日里就不怕爸爸，翁齐华一动手，他就呼天喊地求救起来，叫爷爷，叫妈妈，又尖着喉咙骂翁齐华“坏蛋”。
季远达端着个酒杯，撑着笑脸，没起身。
季淑芬头也不转，照常为那个男人斟酒、夹菜。
工人们纷纷借口吃饱了，匆匆忙忙地跑到外面去了。
季康被翁齐华踢倒在地，哇哇大哭，殷红的鼻血流了一地。
季月芬心疼地抱起小外甥，瞪了一眼季淑芬，只说了两个字：“你呀——”
从那以后，季淑芬和翁齐华分房睡了。
翁齐华出门不声不响，干活不声不响，归家也是不声不响，很少有笑脸。
村里住在近处的几个年龄相仿的男人，原先喜欢凑在一起摸摸小牌，百儿八十块的输赢。翁齐华得了空，也乐意去碰碰运气。哪怕不打牌，纯听别人吹吹牛也行。现在，他一次也不去扎堆了。
本来翁齐华不喝酒、不抽烟。季远达有一天突然发现，女婿的嘴角竟叼着一支燃了半截子的香烟。
梁满梅在翁齐华洗好的一篮子青菜里取出了两只带着泥巴的大菜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纰漏。
翁齐华还是去村外的河埠头上洗衣服。不过，有人看见他一边搓着衣服，一边掉眼泪。旁边的人靠过来和他搭话，他有时理会几句，有时充耳不闻。
阴天下雨，翁齐华出门晃荡，也不打伞，绷着一张脸，眼神直勾勾的，嘴巴里喃喃自语。
村人私下猜测，说翁齐华身上像是有了抑郁症的苗头。
季淑芬的草绳厂越办越红火，新买来的机器没地方归置，她起了翻盖厂房的念头。老房子不动，旧的红砖瓦房拆掉，盖三层，一楼、二楼做厂房，三楼住人。
乡村小企业有政策扶持，队里的书记和村主任二话不说就批下了。不料旧房子推倒后，西边邻居不干了，跳出来阻挠季家挖楼房地基。
挖土机费用昂贵，不管干不干活，从进院子起开始计时，一小时二百元。季远达大为光火，叉着腰和西邻论理：“我在自己家院子里盖房子，碍着你们家什么事了，难道还要得到你的同意？”
西邻不甘示弱，说季家如果造三层楼，势必要影响他家正屋的采光。太阳光是一户人家的风水，季家挡了他家的阳光就是抢了他家的好风水，他绝对不同意。
队长和书记到场了也无济于事，祖祖辈辈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身上都是理不清甩不开的熟人关系，得罪哪个也不占便宜。
季家的房子拆掉了，草绳厂成了问题。季淑芬和村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借学校后墙边上的三间闲置的旧教室暂时周转一下。没几天，有家长提出抗议，说草绳机有噪声，影响学生上课。
院子里拆得一片狼藉，邻居一天不让步，一天建不了新楼房。季远达郁闷极了，但又没有办法。邻居家有三个膀大腰圆的儿子，一个是杀猪的，一个是做烧饼的，一个是集市上修鞋的，都不是多上档次的人——可吵架也根本不用谈什么档次，只要气势够就行了。
季家的女儿在外有派头，人家全客客气气尊称一声“季厂长”。临到摇旗呐喊的要紧关头，女儿还是不如儿子得用！
还有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翁齐华，究竟是个外姓人啊！
傍晚，翁齐华下班到家，恭恭敬敬地叫了季远达一声：“爸爸。”
季远达正堵心堵肺着，假装没听见，翻了个大白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拍拍屁股进了屋。
刚巧从屋里出来的季淑芬见此情景，冷笑一声，高声说：“爸爸，你就别痴心妄想了吧，别人家的儿子是你的半子，半子也当不成你的真儿子，有什么用！”
第二天一大早，第一个去河埠头洗衣服的女人吓得大叫起来。
河里浮起了一个人，是翁齐华。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跳下去的，两只脚用麻绳紧紧捆在一起。常穿的那件中山装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河埠头上头的水泥凳上。左上侧口袋里塞着一封遗书，遗书上写道：因为西边邻居无理取闹，导致季家的房子始终不能建造，他作为季家的男主人为此夜不能寐，气不过之下才赴死云云……
有了这封白纸黑字的遗书为证，翁齐华就成了一个活活被逼死的受害者。不管矛盾多大，总是逝者为大。一时间，季淑芬家的事成了全乡的焦点，乡里的一把手亲自过问，及时协调。
西邻赔偿了季家五万块。
翁齐华的丧事办得格外隆重、体面。大家都说，季家对得住这个“半子”了！
季淑芬家的厂房很快开工重建，不到半年的工夫，就顺利竣工了。
新房子装修一新，置办了全套的新家具，季远达一家挑了个吉日搬了进去。
老房子里的柜子、桌子之类的旧东西基本没动，还有一些建房时多出来的材料也堆在里面。推开门朝里一望，像个大杂物间。
镶着翁齐华照片的相框就挂在堂屋中央的一堵墙上。时间一长，相框上落满了毛茸茸的一层灰。